杨秀峰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从1952年11月至1965年1 月先后担任高教部、教育部部长，长达12年之久，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制度、开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杨秀峰是学师范的，当过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大学的讲师、教授，并长期从事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对教育既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战线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以求实、稳妥、冷静的态度对待一切，力求减少偏差与失误，充分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高贵品质和科学态度。他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涉及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作用。1997年是杨秀峰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追忆他的历史贡献，研究和探讨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秀峰，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2月27 日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1902年入私塾，随后进村初级小学和县立高小念书。幼时的杨秀峰身处礼教甚严的“书门”，长期熏陶，不能不受到影响和束缚。然而，也正是封建大家庭的各种黑暗，使他萌发了从封建大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念头。1911年，年仅14岁的杨秀峰在迁安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了直隶第三师范学堂（河北滦县师范学校）。1916年他来到了当时的文化教育中心北京求学，考入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史地部。杨秀峰从偏僻的农村来到这所高等学府，眼界大开。由于在史地部所学的课程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这就为他的思想解放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了基础。1917年，他因家庭经济拮据，辍学一年，返乡执教于迁安县师范讲习所，以筹集学习费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1918年，他在迁安县师范讲习所讲授卤族元素之一的“氯”和“氯化钠”过程中，学生反映这些抽象的理论很难理解。于是杨秀峰就到天津，找到任直隶省工业试验所化学工业课技士的叔父杨十三，从那里借来一套搞氯化实验用的用具，在课堂上进行实验，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在做化学实验时，突然发生爆炸，外耳道受伤。当时有人对他说，何必冒风险，找苦吃，险些搭上性命，太不值得。杨秀峰听后严肃地说：“教好课是每个教员的天职，只要学生能尽快掌握所学知识，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心甘情愿。 1919年，杨秀峰回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复学。1921年毕业，到江西省立鄱阳中学任教，开始了教书生涯。1922年秋，到直隶省立河间中学任教。随后又在直隶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北京京兆中学、北京平民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大附属中学任教。 1928年杨秀峰到河北省教育厅供职，任第三科科长，从事社会教育工作。1929年秋，经河北省教育厅保荐“官费”留学，入法国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 1934年10月，杨秀峰到天津市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并自1935年起，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课堂作为阵地，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给杨秀峰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秀峰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毅然放弃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投笔从戎，深入太行，建立抗日武装，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为便于进行统战工作， 杨秀峰担任了冀南行署主任。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量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1938年8 月在冀中深县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院长的河北抗战学院。他还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这些干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了多种类型干部，输送到党、政、军、民各部门，成为各方面的中坚力量。他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深知教育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负责军事工作，还是负责政权建设工作，都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由于冀西地区遭受日军的“扫荡”，所有的学校停了课，儿童都失了学，当他带领“冀西民训处”转移到拐儿镇时，立即组建“妇女儿童教育部”，任孙文淑为主任。而后，又指示“妇女儿童教育部”，在赵村开办了小学教育培训班。来自临城、赞皇两县的小学教员40余人参加了学习。身为冀西游击队司令员的杨秀峰在紧张的战斗空隙还抽出时间赶到培训班讲课。他为学员们讲解了“根据地的教育如何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问题。他和孙文淑一起组织培训班学员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教育工作，首先恢复各村的小学，制订教育目标，编写小学教材。同时，为加强教育工作的管理领导，指示冀西所属各县抗日政府成立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在杨秀峰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部门，克服困难，为恢复、发展根据地的学校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发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举办教师培训班；适当提高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发动和依靠群众办学，在抗日游击区和接敌边缘区举办“游击学校”和“伪装学校”，进行多种形式教学；废除旧课本，编写抗日需要的新教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