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使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在甲午战争后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情势。 （一）外力冲击的进一步加深 中国传统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全面接触，开始于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前的五十余年间，共辟有通商口岸35处，从沿海沿江逐渐向内地蔓延，已经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感受到沉重的压力。甲午战争后到1914年的二十年间，列强强迫清政府新开放的口岸就多达53处（注：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44～47页，第248、254页。），达到了开埠通商的高潮。此后又陆续增开十余埠，使中国的通商口岸共达百余处，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殖民地化的标志之一。通商口岸进一步伸向边远内地，中国广袤的土地都对外国侵略势力敞开了大门，外国商品已经几乎没有它们不可以到达的地方。 伴随着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资本主义各国竟相攫取修筑铁路的权利。在一般情况下，兴修铁路是加速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如同时人所称为“富强兼资”的“切要之图”。但是，外国资本主义“想使中国进入铁路时代”则有其特定的野心：“一半是为有投资的场所；一半为深入内地市场”（注：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等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1959年版，第134页。）。帝国主义侵略者们相信， 经由这些铁路，“我们的商业可以在那个国家的内地胜利地作一切将来的竞争”（注： Fellner:Communications in the Far East.引自陈晖《中国铁道问题》，1955年版，第11页。）。“正是基于这个理由，从19世纪的后半期至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各国都热心地来从事中国铁路的建筑事业”（注：引自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1963年版，第7页。）。从1895～1916年，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夺了49条铁路的投资、修筑、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等权利。（注：据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二、三、五章有关资料及322～334页表。按：这些铁路权益并未全部实现，有的尚未划定路线，有的迄未兴筑，有的权益转移，或被后来的约章所代替，有的由中国赎回，也有的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而取消。）时至1911年，通车的铁路累积长度已达9292公里，到了1926年，又增至12728公里。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在中国大力经营远洋航运和沿海、内河航运，外国轮船开始侵入到长江上游和内地运河。1894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中，运输业为1330万美元，占12.2%；1914年猛增为33560万美元，占到投资总额的34.90%，（注：雷麦：《外人在华投资》，1959年版中译本， 第51、265页。）为投资类别的第一位。1907年成立的日清轮船公司，到1914年仅长江航线就有轮船25260吨，8年间累积毛利823.1 万日元（注：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44～47页，第248、254页。）。同年，英国在华轮船多达100余艘，共17万吨（注：雷麦：《外人在华投资》，1959年版中译本，第51、265页。）。 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推销机制工业品和掠夺原材料。 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侵略主要还是通过商品输出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话，那么，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输出商品，而开始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马关条约》不仅给予了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的设厂制造权，而且给予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进口洋货以同样的特权和优惠（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版，第616页。）。到1902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则更进一步将设厂制造的地点从“通商口岸城邑”实际上扩展到内地任何地方了。尽管舆论大哗，深以为患，但正如清朝商部1904年咨复两江总督并通报各省所说：“当时议约，既难明著‘内地不得制造’数字，则目前定律岂能显言内地公司（外人）不能附股”（注：见《中外日报》1904年4月20日。）？字里行间透露的颟顸， 凸显了“以战败之后，受外人之迫胁而毫无自主权也。专利便于外人之贸易，绝国货之贸易也”（注：王文典、王介安：《加税裁厘意见书》，藏苏州档案馆。）的无奈。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抵制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横暴欲求的。 本来，进口洋货在中国推销，中国的手工产品已经很难与之竞争，如今又在中国设厂制造，并同样享有洋货进口的种种特权，结果自然是置传统手工业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洋货愈益畅销，土货愈益不振，相形相因，判若霄壤”（注：王文典、王介安：《加税裁厘意见书》，藏苏州档案馆。）。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后割地赔款的切肤之痛和“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使得朝野上下纷纷探索救亡之道。民间“设厂自救”的呼声和朝廷“振兴商务”的新政相互交汇，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一次发展热潮。棉纺织、缫丝、面粉、卷烟、火柴等轻纺工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从本质上说，机器大工业是作为传统手工业的对立面和替代者而出现的，近代民族工业同样如此。例如，在此期间，国产机纱逐渐成为瓦解农村土纺业的主力，而民族资本的缫丝工业也夺去了中国蚕丝总产的半壁江山，面粉工厂也在不断蚕食着中国面粉市场的份额。福州的制鞋业经历着同样的情况。20世纪后，“福州的制鞋手工业正遭遇到剧烈的恐慌。制鞋业中有事可做的仅500人，失业者则达1000人。 来自上海的成品鞋正成为传统制鞋业的竞争者，再加上来自国外的进口鞋，遂压垮了福州原有的制鞋业。……橡胶鞋底的输入取代了以往鞋底的制作，也就剥夺了制鞋手工业者的生计”（注：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No.10.1928,p.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