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战略任务，就应该有不同的发展理念、实施路径。我国教育发展正在从“穷国办大教育”向“大国办强教育”转变。[1]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把教育“办强”和“办大”是不一样的。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历史阶段，追赶发达国家教育水平是战略任务，采取高度集中的发展策略具有效率优势。但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阶段，必须把推进多样化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增强教育系统的多样性、丰富性，进发教育的创新创造活力。 一、多样化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教育强国是一个具有明确外部指向性的概念，任何真正的教育强国都是在与其他国家比较竞争中形成的。与其他教育强国相比，我国教育的突出特征是多样性不足。以统一性要求相对比较高的学制为例，在美国，有6-3-4学制，也有4-4-4学制、5-3-4学制、6-3-3制，在很多小规模学区，也有8-4学制、6-6学制；在英国，仅中学阶段，公立学校类型就有5类以上，私立学校也有5类以上；在德国，有五年制的主体中学、六年制的实科中学、八年制(九年制)的文理中学，或者九年制的综合中学；在俄罗斯，高中学校类型也至少有16种。[2]而在我国，学制和学校类型是高度一致的(除了上海等地区之外，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上都是“6-3制”)。学制等宏观制度在我国是高度统一的，这还比较好理解。但是，本应丰富多彩的微观层面的学校办学行为，在我国却也呈现高度的同质性。一项关于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的学校办学行为的研究发现，虽然重点学校和普通中学几乎在所有背景上(如规模、教师质量、学生群体来源)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两类学校的办学行为却几乎没有差异。[3]再一个例子就是“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实施行为。“研究性学习”课程是一门强调开放性和校本化实施的课程，国家政策也鼓励各所高中根据自己的独特情况开展个性化教学。但事实上，虽然不同高中在规模、区域、生源、师资、传统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实施行为却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基本上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式在操作。[4] 我国教育同质性很强、多样性不足，这是一个现象。但它是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呢?什么现象可以看作“问题”，而什么现象可以看作正常，这是政策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5]之所以某种现象会被看作“问题”，那背后必然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了应然的状态是什么样。如果多样性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必备条件或优势因素，那么，多样性不足只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里需要一个关于教育多样化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之间关系的理论。近些年，有关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呼吁和研究很多，但对这个问题展开系统论证的还不多。本文试图在已有的讨论基础上，再往前推一步。 教育多样化发展是一个大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它的大致指向是清楚的，它追求教育的个性化、差异化、丰富性，它的对立面是同质化、整齐划一、千校一面。但要对它做一个精确的定义，却也不容易。简单地说，教育多样化大致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教育系统的多样化发展，核心是各级各类教育系统，特别是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都能有充分的、差异化的发展，而不是“一枝独秀”。其次是学校类型的多样化发展，核心是同一个系统内(比如普通高校、普通高中)要有不同定位、功能、结构、规模、层次、风格的学校，形成生态群落，而不是“千校一面”。最后是办学行为的多样化发展，核心是每一所学校都能根据学生需求、教师特征、学校文化等，形成个性化的教育教学行为，而不是“整齐划一”。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彼此强化的。 在我国教育总体上还处于模仿追赶的历史阶段，多样性不足不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甚至相反，它有其特有的优势或者必然性。但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阶段，之前那种高度统一、整齐划一的发展模式，其收益越来越小，弊端日益增大。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把推动教育多样化发展摆在更突出的位置，这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客观需要，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客观需要，也是改革创新发展道路的客观需要。 (一)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客观需要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认受性”(legitimacy)，最根本的是看它能否高效率地培养出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对人才需求是不一样的，对教育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总体思路就是追赶，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最需要的是一大批具备早期工业化生产所需技能、有较高纪律性、服从性、通用性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规模化、整齐划一的人才培养方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也符合效率原则。但现在，我国进入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内容、动力都发生了质的转变，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党的二十大，第一次在党的最高报告上鲜明提出，“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其重要性、紧迫性跃然纸上。怎么更有效率地培养出一大批能够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拔尖创新性人才，成为教育战线的优先任务。 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教育对一个国家竞争力影响最大的是平均受教育水平，因为这背后体现的是平均社会劳动生产率。但在知识经济时代，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了影响各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少数”。这是国际竞争规则改变带来的结果。打个简单的比方，在以前，大家比拼的制鞋，哪个国家平均劳动效率高，哪个国家就能胜出；而现在，大家比拼的是做数学题，最终获胜的不是看哪个国家平均数学能力强，而是看数学能力最强的那个人在哪个国家。这就是知识经济社会下新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则就决定了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非对称”的战略意义。拔尖人才在历史各个时期都重要，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地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