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2-0076-06 “多维视野”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新词语,意指“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观察点”[1]298。近年来,以“多维视野”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著作、论文纷纷涌现,如《多维视野中的美育》、《多维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等。这些著作均强调某一研究对象并不是封闭于本学科范畴,研究者应以全面、开放的视野看待,并应用多学科知识解释,以形成深层的理解。教育活动史多维视野是指研究者自觉将历史上感性的、实在的、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历程与其他领域看作整体存在的历史,在“视情而定”原则的指引下,借鉴并吸纳其他学科,尤其是母体学科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并走向融合广度和深度为一体的“整体教育活动史”的思维模式。多维视野以其开放性而不断实现综合、更新,推动教育活动史走向多元化、整体化,是教育活动史研究,也是教育史学乃至整个史学未来的目标!笔者曾于《江汉论坛》2013年第7期所作《论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多维视野》中已明确提出此观点,并对多维视野实现的重要性、可能性以及迫切性等进行论述。因篇幅有限,该文未能深入展开论述教育活动史多维视野究竟如何实现。本文拟结合母体学科史学诸多史学分支的理论和方法,以“实现途径”为关键词论述教育活动史多维视野如何落实。具体而言,教育活动史多维视野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①进行理论延伸和实践应用。 一、通过日常史学等把握日常教育活动,以内心、声音等找寻主体 教育活动史打破了此前教育史学仅关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窠臼,主要以历史上教育活动主体微观的、具体的和实在的日常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为研究对象。日常教育活动作为教育活动史的研究重心,如何开展研究,怎样确定其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呢?日常史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并要求将教育活动主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收入其中,以求完整展现;历史人类学则通过研究者深入实地考察民众的日常教育活动场景,直面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言所语等,以讲故事等形式勾勒了一幅教育活动风貌图。日常史学和历史人类学为我们定格了教育活动主体的日常教育活动,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日常教育活动的发力体——“人”凸显和浮雕于日常教育活动之上,考虑如何刻画有血有肉的教育活动主体,分析教育活动主体的日常教育行为何以是此,如何引入其话语权和再现其真实声音等系列问题。身体史学和心理史学通过透视教育活动主体的外在感官、早期经历、性格等,为深入地剖析特定历史场域下主体活动行为指明了方向;同时又在剖析放置其中的主体的“身和心”的同时,将主体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互动予以立体化展现;口述史学则从“活动主体的声音”这一侧面入手,通过与主体面对面交流、接触,既补充了原有材料的不足,更通过主体声音和实地找寻突显了真实性和“在场性”。以上所述,最终都需要通过大众史学的指引,以“落地性”和“大众性”实现为当前教育活动主体日常教育活动服务的宗旨。正是通过日常教育活动、教育活动主体、教育活动主体的“身和心”为教育活动主体服务的多重回归,最终促成教育活动史研究视野“人民性”的定位。 第一,运用日常史学和历史人类学,回归民众日常教育活动。 日常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德国、意大利兴起,它“既不是一种自我隔绝的计划,也不会转瞬即逝”[2]3。针对传统史学仅关注宏观结构、“见物不见人”、重视理论分析等特点,日常史学主张要从“当事人”出发,视野下移至普通大众,关注微观历史现象,研究范围可以囊括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姻节庆、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等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并强化以叙述法书写历史。当然,日常史学家并不局限于就微观论微观,就日常生活论日常生活,它更强调研究者以“他者”立场深度解释,并力图通过一个点来有机综合和深层透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3]。日常史学提示教育活动史要从各类教育活动之主体的日常活动出发,并与特定社会场域的各个因素相联系、相沟通。以研究教师日常活动为例,我们要研究精英教师,但尤其要特别关注广大基层普通教师的生活状态。研究教师生活状态时,我们不仅研究其作为教师角色所赋予的教学活动,还要将教师走出学校后的家庭生活、娱乐、薪酬、吃住用度、社会交往等包含进来,以达成整体还原教师生活,透视教师学校内外生活如何互相影响,不同场域下教师角色的分离或统一状态等。同时,为了避免教师日常生活史流于琐碎的叙事,我们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既观照社会多方因素变动对教师生活的影响,又透视和研究教师主体的回应。 如果说日常史学主要是研究者在书斋中应用多重材料,全方位透视教育活动主体的日常教育活动,那么历史人类学则通过研究者走入实地,拥抱真实的教育活动主体和场景,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实现了“在场性”的还原。历史人类学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史学界注意,强调在以史学为出发点的基础上“用脑”吸收和融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民族志查阅等方法。历史人类学通过“摆脱历史的‘悼词’情结,让历史‘活’了过来,并让具体参与者的活动、想法都也活了过来,将‘悼词’转为了平心静气的历史‘交谈’”[4]234。在我国,一些著作如《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植根乡土——华南地缘关系》等已开历史人类学研究先河,也吸引了一些学者投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人类学已经被教育史学研究者关注,司洪昌的《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通过应用历史人类学相关方法对华北地区某一村庄的教育变迁进行了研究,在深入其中获得口述资料、史料等的基础上,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该村学校和教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村落教育的历史演进历程。但由于教育史学研究者大多专注于“以书证书”传统惯性思维模式,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并没有深入展开和广泛应用。教育活动史作为研究具体而微的真实教育活动场景,要求研究者摆脱之前“固守书斋”的路径,回归和深入真实的教育活动场景,通过与教育活动的实在参与者融为一体,关注其每日生活中发生的教育活动事件,了解其对教育活动的具体想法等,以求深刻地把握当下来更好地研究和理解过去教育活动。如研究者可以深入到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等教育活动场景中,通过人类学的相关方法深入探寻和感悟其中教育活动主体的真实想法等,让教育活动史真正“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