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二元经济与收入分配的量化考察

       协调发展的工农城乡关系与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经济学研究中素为关注的两大问题，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工农城乡关系的现有研究中，二元经济结构作为重要的理论工具被广泛应用，但学者们引用二元经济模型多关注农村发展的滞后与城乡差距的扩大，而刘易斯仅将传统部门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作为条件，侧重点在于分析现代部门的经济增长。在笔者看来，农业与现代产业的发展是二元经济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应统筹考虑，既要关注两大产业的差距分化，也需分析二者的相互联动与融合发展，方能更为全面地透析问题之所在。另外，二元经济结构是近现代中国的主要国情之一，这一说法被学界广泛认可，但多从定性角度判断，①缺少量的分析，如二元经济的程度如何，产业部门间的差距表现怎样，随时间发展的二元经济程度有无弱化等问题，均无涉及。就此，笔者将尝试从生产率角度进行量化分析，旨在从数据中一窥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图景。

       在关于近代中国收入分配的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已基本达成共识，研究结论虽随地区或时间变化有着程度区别，但均认为近代收入差距确实存在，②特别是农家收支情况不容乐观。但不同于全国阶层间的收入分析，本文更关心农民、城市自由职业者、产业工人及职员等传统意义之中下层阶级的收入分配情况，这类群体构成国民全体的大多数，其收入状况更能反映普遍的生活水平，工资差距也更能体现收入分配的基本结构，值得展开探讨。同时，还需关注到，也是以往研究容易忽视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不应割裂分析。学界通常以生产率指标表征二元经济结构，以工资指标剖析收入分配情况，显然，部门生产率与其劳动者工资呈正向变动，即收入所得与产值贡献相对应，但此种收入分配的应有机制会因部门异质性而不同吗?因此，还应比较部门间收入与生产力的关联程度，对比农业与非农业之收入差距同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大小，以表现经济群体利益分配的对等性。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严谨性，本文以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的估测数据为基本依据，对部门净产值与人均工资加以整理校准，将劳动阶层的收入与生产率指标有机关联，量化部门生产力与收入差距，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与隐含其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尽管这仅是短时序的相对估值，但希冀能够验证或修正某些推测，进一步探究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特质。

       一、指标选择与数据梳理

       (一)指标选择与说明

       一般而言，二元经济结构可由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量化表示，学界通常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反差系数等指标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收入分配情况可用平均工资薪金进行比较。另外，为便于分析，笔者首次提出工资生产力关联系数，用以分析部门间工资的生产率敏感程度，以评估生产率影响工资的反应度。各公式可表示如下：

      

       平均生产力为部门产值与劳动力人数之比，表示部门内每一劳动力可创造的产值贡献，平均生产力越高表示生产效率越高。其中，产值数据均为净产值，较之总产值，净产值更能反映部门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其中，Y1、Y2分别为农业部门、非农部门净产值；L1、L2分别为农业部门、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量；净产值Y=Y1+Y2；总劳动力人数L=L1+L2。比较劳动生产率，即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比率，可衡量每1％从业人员能够创造的产值百分率，比较劳动生产率越大，意味着生产中劳动力使用的更节约及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元对比系数的实质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也为平均生产力之比，可用于衡量部门间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范围处于1—1之间。系数越大，则部门差距越小，二元经济结构越不明显，极端的，若系数为1，代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劳动比较生产率相等，则二元消融为一元；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经济结构就越明显。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际考察，学界达成如下共识：发达经济体二元对比系数介于52％～86％，发展中国家二元对比系数在31％～45％之间。

      

       二元反差系数指两部门产值占比与劳动力占比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该系数越小，二元经济结构越不明显。

      

       I表示工资薪金所得。平均工资为部门工资薪金总和除以劳动力人数，表示从业人员的平均所得，可考察部门的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