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湘军的地雷轰开天京的城墙，焚烧天王府的火光照红天空，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宣告了悲壮的命运结局。然而，这场被称为当时中国社会“大爆炸”（马克思语）的太平天国运动如同战争的炮火留给那个时代的余响并未消失，中国大地在经历大海波滔潮来潮去的洗礼之后已非往日的模样。本文以太平天国建立最早、历时最久的根据地安徽省为例，着重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安徽农村土地关系的新变动，管窥中国最大规模农民运动强烈的历史震撼。综括点滴，不妥之处祈请同仁指教。 一 战局底定，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开始了新的土地兼并过程，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最凶残的湘淮军官僚地主，利用政治特权，在安徽大肆兼并土地，大土地所有制在皖北很快重新建立，土地耕种者复又沦为佃农。 淮军将帅的家乡安徽省是军功人员的集中地。所谓军功，是指由于参加军事组织镇压人民起义而获得官爵品级。据不完全统计，淮军出任提督以上官职的就达153人。〔1〕其中仅李鸿章在合肥东乡一隅的田地“当占全乡2/3，为数约在50万亩以上。”〔2〕刘铭传广置田地， 在六安、苏家埠有上千亩，麻埠一带山场、土地南北数十里、东西数山头，富敌西乡，有“骑马不踏外姓路，马饥不吃外田草”之说。〔3〕李鸿章、刘铭传等捐置义庄动辄数百、数千亩。 跟随淮军将领作战的也大异于昔。刘铭传在《刘氏宗谱·义庄序》中写道：“子弟有随军从事者，多名成业就，家室一新。”这些人勇于作战，也肆意劫掠，又因战功多得奖赏，积累了不少财富，他们在家乡霸占田产购屋置地，迅速由贵而富。涡阳人马玉昆以捻军投淮军，得总兵记名衔，“有心计其农业为一时最”，〔4〕原籍合肥的卫汝贵“有租1200余石，田78石”，〔5〕随同李鸿章司文牍的周馥， 自称“置田千余亩，皆苦瘠。……其膏腴沃壤，则大有力者，余不能也。”〔6〕千余亩尚嫌不足，其他大有力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有690 多军功地主的庐江县，战后“十室九空，田归富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7〕这里的“富户”指的就是军功地主，即那些总兵、副将、参将、 游击以下各级武官，他们以劫掠冒饷购并土地。“田归富户”这是土地兼并的新趋势，反映出近代土地集中的特点。 李鸿章、刘铭传等驰名中外的洋务派领袖在家乡大置田产，实行的却是中世纪的“领主制”。他们在乡村皆修有“土圩子”，每个圩子占地数十亩，外环深沟高墙，内设炮台，所住佃户兼卫士、炮手、轿夫，完全为佃奴性质，“地主至佃户婚丧等事有权过问，并有刑罚权，俨如古代领主之对农奴，”他们委托“仓房”（俗称二地主）管理自己在乡村的房宇、田产。〔8〕 就省内而言，军功人员主要集中于皖北各州县。庐州府属合肥、庐江、舒城等和安庆府怀宁县，军功地主每县多者近千，少者也有数十人，合计在两万人左右。〔9〕军功人员除了自己派军队占田， 地方官府也帮同他们争夺土地。地方当局“为土民定租额，为客民编门牌，于是土民悦、客民畏，遂以无事”，〔10〕这样，从他乡来垦种土地的客民无法在军功人员集中地区占有土地，这里的农民基本上是在新的租佃关系下从事垦辟，合肥县佃农比例高至70%以上。〔11〕 皖南出现的少数地主是湘军驻防武官和一些富豪。将官方长华领兵到建平，看到一块好地方，就强令士兵修筑占地2800亩的永新圩。〔12〕宁国府属南陵县地广大稀，因遗民们不愿多占地土负纳税义务，本地“仅以有三千余亩者为最多”，以致地价低廉，“乃有他处豪富，多量购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有田多者达二三万亩。〔13〕 新兴地主阶级的涌现是在太平天国沉重打击腐朽没落的豪族世家之后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如急风暴雨式地打破原有的不平等社会现实，太平军所过之地，官吏、世家及依附于清政权的地主武装尽在锄灭之列，倍受扫荡的官僚地主随即衰微。原礼部尚书龚鼎孳的遗裔，是皖江望族，富贵甲庐州，“名儒循吏，……乡贤名宦，……膺方面者代不乏人”，经战争冲击，“室家荡析”，族人星散，世宦首户反成淮军将领的僚属。〔14〕据《两江忠义传》统计，长年战争中一门死亡者共有1433家、9574口，〔15〕其中安徽一省占数过半。70年代后安徽门系阀阅随之以新起姓氏为主。 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式地主毕竟有所区别。李凤章（李鸿章五弟）极力剥削地租，到天津、上海等地建厂，〔16〕李鸿章本人在上海、武汉、汉口典当和钱铺100多处，在招商局、电报局、 滦煤矿等占有很大股份。许多地租收入由他们引入城市，成为民族资本积累的一部分，这种状况虽然使农村经济萎缩，却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 战后皖南农村荒凉残破，人口骤减土地废耕，为增加财政收入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地方当局在宣城、南陵、旌德等破坏严重的地方展开大规模的荒地垦复活动，其目的是要广大垦民在封建租佃关系下垦辟土地。然而，随着招垦中客民的源源而来，农民与地主（主要是土著居民）进行一场争夺土地的斗争，地主阶级力图重建土地关系并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为他们始料不及的后果。 首先，战后初期皖南严重缺乏劳力，荒地面积很大，地主招佃甚难，封建关系的重建受到限制。曾国藩于1864年承认，安徽用兵十余年，纵使城池克复一两年，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17〕即便后来招到一些外来垦荒佃户，若业主稍加追索，则席卷而逃，另向别主领田开垦，已熟茺田复又抛荒，直到1896年，石埭“未垦之地尚十之四”〔18〕，究其原因，当地人称“久荒之地，土脚不活，初垦之土，所收仅偿工本。……凡外来均是贫民，未得其利，先受其累，故弃而他徙，熟田所以复荒也。”〔19〕田多佃少的矛盾使业主不得不产生许多空地，对他们来说，田地“一经垦熟，即须征赋”，熟而复荒的农田，使业主不仅无利可图，且常有赔粮之忧，一般老百姓无力垦荒，“稍有力者类皆别谋生计，视田业为畏途”，〔20〕这样有的地主或贱卖土地，或放弃土地。战后十余年，全省仍有荒田八万余顷，约占原有耕地面积的1/4。〔21〕“无从招佃”使旧的租佃关系的恢复不能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