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视域下的全球教育治理及其体系重塑

作 者:

作者简介:
袁利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陕西 西安 710062);王冰莹,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助理研究员(陕西 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多边主义以多极关怀的价值目标、多层协同的行为主体、多元张力的治理机制、多样延展的问题领域、多重普惠的治理效果为基本特征,与全球教育治理核心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能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新的视角。多边主义视域下的全球教育治理主要有工具取向、战略取向、制度取向和价值取向四种治理模式,它们相互补充,依次递进,但在全球教育治理实践中存在一定掣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教育治理需顺应国际权力集团演变和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的大势,深入分析全球教育变革的特征和趋势,以承认平等互惠的多元主体、塑造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开拓多样延展的问题场域、建立协商对话的多边机制、实现普惠共生的理想效果为愿景使命,在行动路径上不断顺应多极科学的多边主义战略发展观、坚持多元开放的多边主义协商对话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观、构建命运共同的多边主义基本价值观、深化精准定位的多边主义历史大局观,进而形塑全球教育治理制度秩序、实现全球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建设全球教育治理科学机制、革新全球教育治理理念价值、深化全球教育治理发展格局,增强应对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能力,切实提高全球教育治理的实效性。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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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的挑战林林总总,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1]全球治理是指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协商对话、平等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2]全球教育治理是指国际社会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协商、合作及博弈等多种方式参与全球教育事务管理,以维持或确立合理国际秩序的活动。[3]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是全球教育治理抽象化、制度化、系统化的有机集合,也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框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疫情跌宕起伏,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不断抬头,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是在大变局下反映国际秩序转型和全球治理范式深刻调整,推动教育民主化发展和实现教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全新的前瞻认识和积极协调的对策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多边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回应全球发展难题和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原则,是中国构建文明大国的出发点,它不仅以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为理论基调,而且展现着中国的世界性精神和大国责任担当,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了化解之道。

       多边主义研究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传统的国际理论相反,多边主义并未将制度和规范视为国家间实力关系的附属品,而是强调突破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局限,站在全球治理总观的角度去审视国际关系体系。多边主义是在普遍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4]是在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性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5]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多边主义的研究依附于一体化理论、相互依赖理论等议题的名下。目前,多边主义治理体系依靠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和以欧盟、东盟为代表的区域性组织的蓬勃发展,逐渐成为国际论坛、会议开展的重要机制,并以《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为宗旨和原则,以国际法和正义论为基础,以促进对话、增进信任和寻求合作共识为手段,以平衡各经济体实力变化为发力点,促进国际制度的社会化和多样化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制度性基础。[6]多边主义以多极关怀的价值目标、多层协同的行为主体、多元张力的治理机制、多样延展的问题领域、多重普惠的治理效果为基本特征,与全球教育治理核心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能够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多边主义视域下全球教育治理的模式类型

       多边主义理论经历了从传统多边主义到新多边主义的理论转型。由理论逻辑入手,多边主义可划分为强调参与多边行动国家的数目和政策协调实践的“工具论”,[7]关注多个行为体之间达成共同观念和制度的“价值论”,[8]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的“战略论”和将多边主义定义为一种国际制度框架的“制度论”。[9]上述多边主义分类模式和比较维度对全球教育治理的模式分析具有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全球教育治理可划分为工具取向、战略取向、制度取向和价值取向等四种治理模式,这四种类型逐次递进,并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参见表1)。

       (一)工具取向的治理模式

       工具取向的治理模式是主权国家从个体主义出发,着眼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发展利益最大化,为解决共同的时代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对外行为表现模式。在单位层面上,它是体现单个国家多边合作行为取向的外交实践。[10]主权国家受各自的利益目标驱使,以独立、理性的方式“进入”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权国家的外交能力、战略偏好和所处国际环境的影响。工具取向治理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利益权衡的结果,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趋势裹挟,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选择采取与其他国家签订国际条约、制定规则协定等形式来确保本国利益。多边主义所提供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使得成员国得到了实际或长远利益,作为接受多边主义的条件。工具取向治理模式的治理中心是主权国家,它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和行动能力,可通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确定国家的发展目标和经济上的沟通往来形成一种国家间自利式经贸关系。

       在工具取向的治理模式中,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治理领域也深受各成员国关注。世界银行在1999年发布的报告《教育领域战略》(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中指出,教育对于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要贡献使其成为改善人民生活、减少贫困的首要因素。[11]因此,随着国际教育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出于人力资本发展、国际联盟、经济收入和商业贸易、社会和文化发展等动因,争先制定实施积极的教育合作策略。比如,为协调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推进欧洲知识领域一体化进程,欧洲各国教育部长1999年签署《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其基本目标是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并成为促进公民劳动力流动、提高人口就业能力和推动欧洲教育格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宣言从国家人才培养需求出发,加大对国际学生流动的投资,为本国或本区域在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经济增长等方面争取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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