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回报机制日趋完善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已成为超越家庭出身约束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1]。从功能主义角度，教育是社会地位生产机制，而从冲突论角度，教育又是社会地位再生产机制[2]。教育的双重生产机制决定并改变着个人社会地位命运。当中国教育体制和社会分配机制历经变迁，探究教育到底如何发挥社会地位生产与再生产效能，或将为回答教育如何决定和改变个体社会地位命运提供理论依据。自从Blau和Duncan(1967)[1]提出社会地位获得模型(B-D模型)以来，教育作为中间变量在家庭背景掣肘子代社会地位获得中的超越作用[1]抑或代际传递效应[3]已被关注。与此不同，当前研究把教育作为社会地位获得的基础决定变量而非中间变量，聚焦揭示教育贡献社会地位生产与再生产的复合效能，为教育赋能，尤其在决定并改变个体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分层结构上的教育赋能提供支撑。鉴于社会地位不平等是通过非认知因素代际传递[4]，非认知能力对收入分配存在重要作用[5]，故引入新人力资本理论的非认知能力，构建“教育—非认知能力—社会地位”分析框架，拓展社会地位考察维度，从中揭示教育在竞争性以及赞助性社会地位获得中的效能。 一、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教育效能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共同关注，劳动收入已成为教育回报效能考察的重要视角[6]。从“书中自有黄金屋”到“读书改变命运”，再到“读书掌控命运”，中国人对教育回报预期的变迁，折射出从社会地位角度为教育赋能的广泛信念。现实生活中，既有寒门学子怀着读书改变社会地位命运劣势的抱负而努力学习，也有社会地位优越者抱着读书掌控命运的预期而注重教育投入，显现社会地位回报预期对教育决策的重要参照作用。尽管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抱着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深厚期待而发奋读书，但对于教育能否以及如何改善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命运，尚且存在知识缺口。鉴于此，本研究将教育效能关注维度从劳动收入[6-7]延伸至社会地位，探寻教育在社会地位生产及其再生产中的作用机制，提出新人力资本理论下教育通过非认知能力牵制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假设，力求校准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预期，为教育决定社会地位命运提供基于NCA-B-D框架的支持。 (一)教育引致社会地位生产与再生产效应 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父辈的社会地位优势可通过子女教育途径代际传递[3]。父辈依赖自身优势为子女社会地位获得提供额外支持的情况，依据社会获得理论，属于赞助性社会地位生产，故教育具有保持父辈社会阶层优势的赞助性社会地位生产倾向。另一方面，寒门子弟为了摆脱固有的社会地位劣势，凭借自身努力而不依靠外来帮助获得社会地位，属于社会获得理论的竞争性社会地位生产。寒门学子依靠教育途径实现竞争性社会地位升迁[7]，呈现出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竞争性社会地位再生产倾向。教育在社会分层形成中到底哪种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分层结构的走向，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对此，既往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碎片化证据。Javed等(2008)[8]曾从小学教育层面探究教育对巴基斯坦某地村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发现小学教育并未对当地村民社会地位构成显著影响。这并不足以说明教育履历对于社会地位缺乏贡献效应。随着人口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延长，拓延的教育经历是否更容易实现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预期，陈彬莉(2007)[2]对此提出了学校教育是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机制的明确论断，显示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的潜在关联。基于高等教育经历与初职社会地位关系，杨中超和岳昌君(2016)[9]提出硕士毕业生初职社会地位高于本专科毕业生，为教育正向贡献社会地位获得提供了高等教育阶段的局部证据。有关特定教育层次人群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前期研究，为探索教育经历推动多重社会地位生产与再生产效能提供了积极启示。鉴于收入水平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客观状况的重要维度[10]，本研究以收入界定客观社会地位(OSS)，求证教育的主导效能。如果教育驱动客观社会地位效能得以揭示，即可将既往教育效能理论延伸到教育决定客观社会地位层面，把B-D模型中不加区分的社会地位考察范畴具体化，具体化维度之一是OSS。据此，提出教育驱动客观社会地位生产机制假设。主观社会地位(SSS)是个体对自我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的自评指标[11]，把主观社会地位纳入教育效能分析，用以评判教育给受教育者带来的主观福利改善，可为教育赋能提供主观社会地位生产的着力点。教育启迪人们感受生活的美好，也是教育效能的应有指向，故把SSS纳入社会地位考察范畴，构成扩展的B-D模型又一具体化维度。为了探求教育在主观社会地位形成中的作用，提出教育驱动主观社会地位生产机制假设。当社会地位生产关系确定了社会分层结构之后，社会地位再生产(RSS)成为社会结构保持流动性的机制基础，教育即被赋予了社会地位再生产效能的期待[2]。但有关教育具有社会地位再生产效能的既往结论主要是依据反事实推定[12]。尽管反事实推定在既往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鲜有直接证据印证教育拥有社会地位再生产效能，也缺少来自中国教育体系的考证。若能提供教育驱动社会地位再生产的证据，无疑为教育促进社会机制保持活力[2]提供证据支撑，从教育的社会地位再生产角度充实教育效能理论。基于此，把RSS纳入扩展后的B-D模型的第三具体化维度，提出以下教育驱动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假设，期待其为教育通过社会地位再生产关系促进社会分层结构流动性提供直接证据支撑。 H1：教育具备社会地位生产与再生产效能。 H1.1：本人教育履历和父母教育资历驱动客观社会地位形成。 H1.2：教育在主观社会地位生产中发挥竞争性和赞助性效能。 H1.3：教育与竞争性和赞助性社会地位再生产存在显著正向协变关系。 (二)非认知能力在教育决定社会地位中的能动作用 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ability)是新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概念，表现为做事态度等主观能动因素。Heckman和Rubinstein(2001)开拓性地把非认知能力引入经济学领域，认为非认知能力影响劳动群体的收入报酬[13]。非认知能力超越家庭背景成为影响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也获得寒门学子的初职收入[7]的证据支持。鉴于收入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维度[10]，非认知能力的收入贡献结果预示了非认知能力或将牵制社会地位。许彬等(2021)明确提出非认知能力对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正向作用[14]。非认知能力在劳动者收入回报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效能，显现非认知能力掣肘社会地位的研究迹象。并且，社会不平等主要通过家庭内部的非认知能力途径代际传递[4]，说明了非认知能力影响社会地位优势抑或劣势在代际间传承。然而，尚无直接证据表明非认知能力与主客观社会地位形成及变迁存在关联，局限了社会获得理论对教育如何决定个人社会地位命运的解释力。鉴于非认知能力与社会地位关系现存的知识缺口，就此提出第二组研究假设，旨在揭开教育依托何种途径发挥社会地位回报效能的机制暗箱，预期为印证新人力资本理论融入社会地位获得理论的契合性提供证据支撑。 H2：非认知能力牵制社会地位获得。 H2.1：非认知能力同向驱动客观社会地位生产。 H2.2：非认知能力正向激发主观社会地位生产。 H2.3：非认知能力与社会地位再生产同向协变。 (三)非认知能力在教育驱动社会地位获得中发挥中介作用 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在劳动市场上的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Bowles等(2001)测算出非认知能力在劳动市场取得回报的比率为80％[5]，而认知能力的市场回报率则为60％[15]。相比之下，非认知能力在贡献劳动收入中的作用更突出。由于收入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非认知能力在劳动市场中的相对高回报率，很可能波及其在个体社会地位获得中的回报率，但鲜有证据反映非认知能力在社会地位获得中所发挥的作用。鉴于非认知能力在劳动回报中的重要性，且更容易自控，故选择非认知能力作为社会地位生产系统剖析的锚点。为了明确非认知能力在教育引致社会地位生产与再生产中承担的角色，需要明确非认知能力与前因变量即教育的关系。在非认知能力的劳动市场回报率比认知能力更突出的情况下[5，15]，探明现行教育体系是否在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对于积极回应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因果关联困惑是必然选择。当下，关于高学历是否等同于高能力，既有来自受教育方的困惑，也有来自劳动市场中用人方的质疑。若能充分揭示非认知能力在教育经历与教育回报关联中发挥的作用，或将消解教育领域中学历与能力的对称性之谜。故此，提出第三组研究假设，探索非认知能力在教育决定并改变社会地位命运中扮演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