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因不满于当时的新教育体系，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传统书院制的优点。这些人多具游学背景，既有胡适和傅斯年这样的“正统”新文化人，也包括提倡另类(alternative)新文化的梁启超及其追随者①，还有被视为“保守”实际却在与新文化人争西学“正统”的吴宓。他们从书院制中看到的，竟然都是自由讲学或讲学中的“自由”，一个很少与中国传统挂钩的现代关键词②。 尽管那时反传统风气已不特别激烈，但尊西崇新的流风仍盛。在许多读书人心目中，中国文化传统还是以负面为主。也只有自身趋新和具有留学身份者，还敢于为书院说好话。即便如此，他们也不那么理直气壮，故第一并不主张完全恢复书院制，而仅提倡部分采纳书院制的优点；第二更以外来新因素为书院正名——有名曰“自由讲座”的创新型思考，也有援引美国的道尔顿制、英国的导师制来为书院制加持者。 北伐前数年的政局以乱著称，在各种试图解决大局的努力中，这或许仅是一个小小的潜流，或所谓时代的“低音”③，连梁启超所说的“思潮”④也算不上。然而上述文化立场颇不相同的学人本在明争暗斗之中⑤，居然如此异曲同鸣，是很难得的现象。尤其反传统的旗手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借鉴传统，让人颇觉意外。他们大致从原本对立的起点出发，经独立思考而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似的努力，仿佛有某种内在理路在推着众人“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新文化运动后期由分至合的现象是过去学界所注意不够的⑥，这一现象揭示出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已经出现根本性的大问题，让彼时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不能静默，而试图改变现状。 一、不满现行新教育 梁启超、胡适、吴宓等人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教育变得官化、商化和程式化，机械式的教学使师生成为一种无感情的买卖关系，学生人格无从养成等弊端，而其背景，则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一学制改革带来的大变化。 190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学务纲要》依据“外国学堂教习皆系职官”，规定“此后京外各学堂教习均应列作职官，名为教员，受本学堂监督、堂长统辖节制”，并特别指出“不得援从前书院山长之例，以宾师自居，致多窒碍”⑦。这一根本性的改变意味着教育者自身成为规训的对象，他们与教育行为的关系也从自主转向纪律化。民国时期，这一体制被进一步强化和固化。到1921年，蒋百里痛心疾首地说，自废科举以来之教育事业，“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其罪恶之总根，乃在挟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之名，而将教育行政之权扩大，使教育之本体日日萎缩于行政之下。而学问二字，一方既见弃于国家，他方复见弃于社会”。那时名曰“政府提倡教育，其实乃将一切教育成为行政官吏化”，故“今日之教育状态，不能不为一种根本解决之运动”，首先就要“使教育事业脱离行政关系而独立”⑧。 教育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晚清放弃小政府模式，而输入“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的“政府万能”观念，于是仿照日本的文部省设立学部(民国时期改称教育部)。本来教育“全赖社会之自谋，国家仅任提倡检查之责”，无需“直接自办”，完全可以“不立专部”，只要“有研究学术之活力，则教育自兴”。若由“学部管理教育”，大至教科分配、教师资格和教授书籍，小到学生服装，“事事必就绳墨”。这样繁密的管理，“必碍学问之发达”。故杜亚泉大声疾呼，“今日之教育行政，正误在以官厅为学术之中心”，并提出若“事事依赖政府而为之”，还会导致“民间独立心之薄弱”⑨，其影响之广远，就不仅限于教育了。 教育行政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教育的商品化，即蔡元培所谓“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贾之买卖”⑩。梁启超也指出，当时学校里“学业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师生“交易而退，不复相闻问”(11)，且教学“大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致使“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12)。 学校性质的转变，使教学方式变得程式化。教学如机械，是那时不少人的同感。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其实“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情”(13)，不啻学校“日日驱社会上有能力地位之青年，变为不合用之机械”(14)。 学校商品化和教学机械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师生间感情淡漠。蔡元培观察到，“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15)。余家菊也回顾说，“在私塾时代，师生间的感情最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遗风。然而自实行班级教学以来，“师生都忙碌于形式的教学中，没有真正的切磋、自由的谈论”。即使偶有课外交往，也“多是一面的活动，鲜能为情意的沟通”(16)。 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学校忽视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梁启超早在清末就指出，教育的宗旨，在“使其民备有人格(谓成为人之资格也，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享有人权”(17)。蔡元培后来也强调，“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18)。然而民国的新教育，“中国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甚至“连智识也不能贩卖了”，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19)。改造的方式，即蒋百里提出的“以人格的精神，易物质之授受”(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