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22)05-0092-09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也是其宏大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其他的政治学说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不是单纯地直接地从自身的逻辑体系出发，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坚实的思想基础之上。如果不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基，就不可能生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之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学说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确定了政治的主体力量，揭示了政治的实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政治学说指导实践活动找到了改造世界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政治学说彰显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特点和基本发展趋势。 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政治学说奠定哲学基础 马克思于1835年10月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学专业。一年后，他转到柏林大学法律系。柏林大学是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中心，1818-1831年间黑格尔曾在这里讲学，到了30年代中期，许多讲座仍由他的学生主持。柏林大学浓郁的哲学氛围吸引着马克思，他通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并开始结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和参加他们的活动。没多久，马克思对法律专业课程的学习比起钻研哲学来已愈发退居次要地位。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致父亲的长信中说：“我必须攻读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于是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新投入哲学的怀抱。”[1]7,11 哲学对于马克思来说，最吸引他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也成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者。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发现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解决不了问题。例如，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国家同社会的物质利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当时还来不及搞清楚。他在同官方和省议会的辩论中，秉持的仍然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不仅有按照既符合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也适合于被告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财产的方式来行事的手段，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拥有这些手段并加以运用”。[2]261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国家是普遍理性和普遍利益的集中表现，任何私人利益都不得侵犯这样的最高理性和最高利益。马克思正是以此抨击少数私有者僭越于国家和法之上的不法行为。但无论是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还是在《莱茵报》同省长就摩泽尔地区农民生活状况进行的官方论战中，社会上存在着利益对立的不同等级，国家总是成为为贵族、特权者的私人利益服务的工具，国家理性被撕成了碎片。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哲学，终究不是万能的思想武器，他的《法哲学原理》解决不了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尤其是政府查封《莱茵报》的严峻事实，最终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信仰。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 1843年3月马克思辞去《莱茵报》编辑工作后，为了彻底弄清国家和法的本质，弄清国家和社会的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他又回到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研究上。马克思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紧紧抓住黑格尔法哲学的中心部分即国家学说不放，对《法哲学原理》的第261-313节(即第三篇第三章国家部分)，逐一进行分析评注，系统地揭示了黑格尔在关于国家的本质，国家制度内部的结构如在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以及等级制、长子继承权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谬论，阐发了自己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反对君主立宪制、主张人民主权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观点，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决定物质生活关系的理论观点重新颠倒过来。1843年秋冬，马克思又写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于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他在文章中揭示造成现存国家制度和市民社会解体的是无产阶级，并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青年时代曾一度持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理性观念。在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期间，恩格斯也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但两人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要从哲学着手，通过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结合现实生活实际，转向了唯物主义；恩格斯则主要通过投身英国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了解工人阶级，在批判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中，转向了唯物主义。恩格斯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3]12而绝非被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所颠倒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关系。恩格斯明确阐述了经济基础对国家的阶级和政治关系起决定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而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分裂和阶级对立的总根源。他说：“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4]33-34人的活动又分解为劳动和资本，因此，人、土地、资本“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分裂。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4]34最后，恩格斯认为，处在这样矛盾和分裂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4]45最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将被彻底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