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22)04-0011-12 DOI：10.11778/j.jnxb.20212232 人们在评价“文以载道”时，多将程颐提出的“作文害道”说视为其当然内涵，这是一种误解。欧阳修提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①时没有“作文害道”的丝毫想法，相反，他把“能文”作为载道的前提与目标。章学诚认为：“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②引用了“文以载道”说法，看到此，必定以为他会提出“作文害道”说法，可却笔锋一转，明确反对害道说，强调“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不是轻文而是重文。尤其认为：“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③这意思是，作文当然要载文外之事理，但作文又有自身文理，这与所载之事理不相同，文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或美或丑的面目是大家都能清晰辨认出来的，这必须加以重视。如此理解“文理”，与今天所说的文学具有自身审美性相一致，表明章学诚虽然承认文要载道(即事理)，但也承认文学必须同时是自身，有自身的文理规定性才足以明文外事理。由此表明，千万不要一看到某人主张“文以载道”，就以为某人会提出“作文害道”说。事实是，绝大多数的载道论者，同时是重文论者。不能把害道说简单地赘附于载道说上，它可能另有起源。我认为，宋代理学家体现出非原儒的思想特性，由于强调极端性命之学，把道德修养高置于一切之上，又处于与苏轼等古文家相对立状态，才滋生了“作文害道”思想。从思想根源上看，这是受道家而非原儒影响而形成的，代表着文道论的异变，试图向取消文学审美性的方向发展，这是应当予以反思与摈除的。 一、“作文害道”是理学的独门观点 “作文害道”不是原儒的文论主张，是理学家的特有思想观念。至二程才在周敦颐主张的“文以载道”之外旁生出“作文害道”说。 周敦颐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④ 这段话可分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用车应载物来指文应载道，强调车子只是用于装载，对车的轮辕加以修饰无助于装载。车上没有装载什么，车子再漂亮也失去了存在价值。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文道关系，强调文只是装载道的工具，当然是重视所载之道而轻视载道之文。第二部分借用传统的文质论框架，认为文辞是技艺性的，道德才是创作所要表现的内容，强调只有思想情感充实了才能进行成功的创作。这与白居易倡导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说法相近，没有什么错。尤其是周敦颐强调文辞创作只有达到美妙程度才能使读者赏爱，这样的文章才能传得久远，是有说服力的。这合于“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古训，使其与二程轻视这句话形成了强烈对照。他指出：“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⑤这意思非常接近苏洵说的“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蔽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⑥如果不能否定苏洵所说的合理性，那就不能否定周敦颐所说的合理性。苏轼记住了父亲的这一忠告，为纠正“文工道蔽”的偏颇说过：“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⑦此言清楚表明文质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好作品，仅有文辞美妙是不够的。其中的“有为而作”指创作时要内容充实，反对“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是指单纯追求技艺不能提高创作质量，结合起来看，这是强调文质统一，且把质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上加以思考。考虑到周敦颐的活动时期与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的活动时期大体同时，能否也说周敦颐重质的文质论也对那个时期古文创作的流弊具有校正作用呢?我以为是的。但是，周敦颐这段话中的第二部分是服从于第一部分的，即文质统一论服从于装载工具论，这就使得应当统一的文与质的双向结合变成以质去文的单一倾斜，导致文质关系论的空洞化。从周敦颐的另一段话中也可见他的轻文是前后一致的，如认为：“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⑧设一个“陋”字来讲文辞之弊，可见厌憎以文辞为业。如果说坚持文质统一论时，欧阳修、苏轼等人心目中始终有一个堂堂正正的文士形象存在，且这个文士可以通过立言而不朽，那么，在周敦颐心目中恐怕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不朽的文士。于是，既要看到周敦颐一些言论的合理性，也要看到在周敦颐这里已经萌发“作文害道”想法。这与他的哲学相表里。周敦颐讨论道性时主静，对于所有动态的东西都有所警惕，强调“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⑨。也许正是认为文学创作表现情感，属于人欲部分，其特性是动荡的，所以成为他欲驱除的对象。不过，周敦颐极少讨论文辞，因而体现出来的轻文倾向还不是十分突出，提出“甚焉，害也”的观点与“害道”的思想有关，但还没有直接提出“作文害道”命题以全面对抗文学家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