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研究的世界贡献:前沿热点与参与路径

作者简介:
沈伟,李琳琳,孙天慈,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沈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李琳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孙天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内容提要:

探寻中国教育研究对国际前沿热点的贡献及其实现路径,不仅有助于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也有利于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本研究基于WoS核心合集数据库,采集了2013-2019年教育学科下全部3个领域的论文数据,分析中国教育研究在世界教育研究中的整体图景,包括中国教育研究国际发表的整体情况、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前沿热点和重要贡献。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教育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的发文数量增长迅速,合作机构主要集中在英美澳等国;中国学者贡献了17个前沿热点,在二级学科与研究方向上分布不均;华人学者以基础调查、理论应用、技术(方法)创新、理论创新等四种方式参与教育研究的热点建构。由此,研究得出结论: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研究回应时代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国教育研究及其经验走向世界的路径多元;中国本土学者在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建构与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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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22)02-0061-12

       DOI:10.19563/j.cnki.sdjk.2022.02.0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世界各类大学排行榜和大规模教育测试的推动下,“中国教育现象”备受世界瞩目。《泰晤士高等教育》在2019年专门刊发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报告》,指出2010年后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世界级明星开始闪耀”。[1]2020年OECD还发布了首份《对标中国教育体系的表现》的报告,对中国基础教育进行了全景扫描,中国在OECD的报告里被标识为拥有“表现优异的教育系统”[2]。中国教育实践、教育成就在国际上的频频曝光,不仅吸引了国外的教育学者,中国教育学人也积极探索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3]及其世界影响力[4]。由此,澄清中国教育研究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有助于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教育话语体系在世界的传播。根据Scimago的国家发文量统计,中国教育研究在2020年的发文量及被引文章的数量仅次于美国、英国[5],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可见度日益凸显。故进一步把握世界范围内教育学研究的前沿热点,客观揭示中国学者引领的研究领域及其在国际上的显示度与影响力,有利于准确研判中国教育学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及其话语权,助力中国特色教育学术体系的发展。

       二、研究述评

       在1997-2017年期间,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大陆作者的文章、评论和会议论文增长了1322%。[6]随着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地位、知识谱系及其影响力。

       首先,鉴于教育学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特征,教育学的二级学科依循其领域特征,呈现出各自的知识图谱、研究热点与趋势。如高等教育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研究热点表现为“学生”“大学”“模型”“绩效”“性别”“学院”“政策”“质量”。[7]特殊教育在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为“建立有效学习障碍支持系统、阅读障碍中快速命名和工作记忆、孤独症儿童早期密集干预的研究等”。[8]职业教育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是工作本位学习、生涯发展、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南非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能力本位职业教育。[9]科学教育进入21世纪后前沿热点主要围绕大学理科生、学习进阶和身份等主题。[10]教育政策近20年的研究热点包括全球化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学校层面的教育政策、政策评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行动者、教育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教师流失等。[11]总体而言,教育研究的发文量呈上升趋势,西欧、美国为研究的中心。从发文量而言,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教育政策研究,并在国际学界占据一席之地。[12]

       其次,中国教育研究“走向世界”的路径存有局限。已有研究揭示中国教育研究的知识生产由中心—边缘格局转向多元主体并存和网络化合作格局,但大陆学者主要扮演“知识加工者”角色[13],发文主题更倾向于西方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范式也更倾向于西方[14],解释本土教育经验的原创性知识理论不足[15]。即便是“中国课改”这一本土化的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及其影响力也甚于中国本土学者。换言之,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中国大陆学者并没有掌握解读本国课程改革实践的主动权,更没有掌握评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课程改革的话语权。[16]针对此现象,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方案,如研究他者,树立国际意识,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以走进他者[17];或“加强中国教育研究的认同感、本土文化、历史和实践的相关性,形成独创和自主的教育研究体系,遵从国际规范,加强平等对话”[18]。

       再次,教育研究的国际热点研判中缺乏对中国声音的系统审视。张楠和王光明对25种教育学SSCI收录期刊进行分析后,发现高被引论文来自教育学及与之交叉的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16个领域,聚焦于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如学科教育研究,学习者视角、内驱力,新型学习环境中的教与学等研究。[19]其中,香港的学者在课改研究[20]、高等教育国际化[21]、教师身份认同[22]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当聚焦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得以进一步凸显。中国教育研究的核心议题集中在教师教育、学习心理、语言学习、课程改革、教育政策研究等方面。[23]中国学者则在研究方法、中国特色社会文化与教育实践、比较教育、教育技术方面贡献了高被引文献。[24]有研究指出高被引的论文通过凸显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揭示与他国教育存在的共性问题等方式吸引国际学界的关注。[25]这既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教育时的折中取向,也反映了境外学者对中国教育现象的认知西方化。

       综上,已有研究之所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观点,很大原因在于教育学二级学科在国际话语中参与程度的不均衡性,及其数据来源(指定的领域期刊)的特殊性。其中丁钢教授团队开展“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研究”为此领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教育研究”作为一个问题域,包含了国际、国内数据库,境内、境外学者的系统考察,呈现了“国际学者对中国教育的研究”与“中国学者在国际教育研究上的贡献”的双向互动。但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学者群是一个多层异质结构,研究中国问题的非华裔学者、在他国的华裔学者以及中国本土学者,他们在问题的建构、研究热点的引领有何特点,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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