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22)03-0032-08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2.03.004 对于技术，向来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一种是技术悲观主义，其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风险问题紧密相关”(安东尼·吉登斯，2002)。另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其认为技术的不断革新会将人们引向更美好的生活(约翰·奈斯比特，1984)。在我国，“如何营造一个适合于技术创新的文化”(王国豫，2021)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其反映出当前的技术认识总体上偏向于乐观主义。具体到教育领域，同样也是如此。每当新技术出现时，技术乐观主义者们便要求教育领域做出相应变革，甚至有人主张“用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来代替思想交流”(安德鲁·芬伯格，2005)。当代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曾指出中国学者的“亲技术”倾向，认为他们更多关注风险—成本—收益分析、隐私与利益冲突等“小问题”，而对“涉及人类命运的宏大问题缺乏深度思考和回应”(王国豫，2021)。米切姆的批判值得重视，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马克思在19世纪发出的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的教诲，否则的话，所面临的将是“尼安德特人式的灭绝悲剧”(尤瓦尔·赫拉利，2017)。 本文无意于卷入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之争。毕竟现代技术已经处于永不停歇地升级改造进程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不断追赶技术的步伐，而无视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危险；还存在着一种可能，那就是既充分利用技术又规避其危险。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面向“思”的教育主张，或许能够为后者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在海德格尔看来，实施面向“思”的教育，能够帮助学生生成对技术世界的泰然任之姿态与能力，使他们在将来必须用到技术时说“是”，又能够在技术强迫扭曲他们时说“不是”，从而以一种免于技术危害的方式栖居于技术世界之中。本文将沿着海德格尔开辟的道路，并结合当下的教育现实，探讨新技术时代面向“思”的教育路径。 二、新技术时代教育“无思”的表征及其弊病 1945年，原子弹的爆炸引发了海德格尔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当时以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技术只是中立的工具与手段，人可以控制现代技术带来的危险。海德格尔不满于这种流俗的“技术工具论”，认为它只是“正确的”而非“本质的”认识。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工具论并没有揭示出新时代技术与以往时代技术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技术不只是在手段与工具方面更加先进，而是已经“成为促逼着的解蔽”(马丁·海德格尔，1996，p.935)；新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也并非技术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是“滚滚而来的技术革命可能会束缚人，蛊惑人，令人目眩进而丧心病狂，以至于有朝一日只剩下计算性思维作为唯一的思维还适用和得到运用”(马丁·海德格尔，1996，pp.1240-1241)。 海德格尔将“计算性思维”称为“无思”，以区别于面向真实存在的“沉思之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沉思是“属于存在”“听从存在的”(马丁·海德格尔，1996，p.361)，它的本质在于“探讨意义”(马丁·海德格尔，1996，p.976)；计算性思维则是一种表象思维，其面向的是存在者，虽然包含思虑，且能够带来巨大的效用，但它“不是思索在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的那种思想”，而“始终是在计算已给定的情况”，是“预先就估算一定的成果”，因而“不是沉思之思”，也“达不到沉思”(马丁·海德格尔，1996，p.1233)。正因如此，海德格尔又将新技术时代称之为“激发思的时代”，并指出“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最激发思的东西出现了：我们尚未思”(马丁·海德格尔，1996，p.1210)。 1.新技术时代教育“无思”的表征 在时代陷入“无思”境况之下，教育自然也概莫能外。具体来说，当前教育的“无思”在教育目的、教育治理、教育手段与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体现。 首先，教育目的的“选择最大化”。所谓“选择最大化”，是指以获取最大化的选择范围与可能，作为做某件事情的终极理由。选择最大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蔓延至教育目的层面。一方面，当前绝大部分家长之所以如此重视子女教育问题，主要是寄望于教育带来最大的选择空间。网络文章《努力读书是为了将来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佚名，2017)，被多个网络媒体转载且点赞量惊人，便是教育目的走向选择最大化的最好注解。其实，该标题引自龙应台写给他儿子安德烈的家书，原意恰恰是她劝导儿子安德烈不要将读书当成手段，而应当从事自己感兴趣、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哪怕是给河马刷牙这种别人看起来不体面的工作(龙应台，2008)。另一方面，当前各国政府之所以大力发展教育，同样主要是基于选择最大化的考虑，即寄望于教育为国家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选择之间进行理性的比较分析，并尽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般追求选择最大化，以至于只有获取“最大的选择范围与可能”才是“正确的”，才被视为做某件事情“终极的理由”。这也是海德格尔所担忧的。在分析新时代技术的独特性时，他就指出，“在新时代的无条件中，谋算达到了全面的、由数学技术所决定的合理化……新时代在知识和行动方面对世界的征服由增长的谋算日益推向前进”(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p.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