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视野理解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22)01-0081-07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因此，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也应该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来寻找答案。比较政治学强调跨国比较要在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具体说来，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P10)。本文即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理论切入，来比较中西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同。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本文还带入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政党。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更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一把钥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P16)。为了更好地展开比较，首先需要区分两种性质的政党。借用著名政治学理论家萨托利的理论，政党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整体性政党，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另一种是部分性政党，代表社会的部分利益[3](P69)。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党，就把中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治理体系[4](P85)。

      一、中西治理体系的不同之处

      如图1所示，在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中，代表部分社会利益的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处于社会一方，社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具有典型的“社会中心主义”特征[5](P20)。社会的不同利益、不同群体通过部分性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进行自由竞争，政党在这里是一个复数。多个不同的政党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在竞争性选举中通过争取选民的选票来争取政府的公权力。政党如果获得了政府的控制权，就成为执政党；反之，如果没有获得控制权，就成为议会中的在野党。总而言之，在西方社会，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沟通“桥梁”的作用，是社会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输入到政治体系中的有效渠道。

      

      图1 西方的治理体系

      与西方的治理体系不同，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呈现出典型的“政党中心”特征[6](P13)。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体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处于国家之中，政党是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公权力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P16)。整体性政党代表社会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把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输入到政治系统中去，整体性政党只有通过执掌国家权力才能保持自身的整体性特征，所以就不存在整体性政党不能执掌政府权力的情形[4](P85)。换言之，整体性政党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图2 中国的治理体系

      西方的治理体系有着其内在的建构逻辑。要想更充分地理解西方治理体系，就得认识其内在建构逻辑。隐喻是西方政治理论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隐喻，我们就能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建构的模板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政治生活就类似于自由竞争的市场，部分性政党类似于自由市场上的公司，选民的投票类似于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政党的竞选纲领类似于产品。通过竞争性选举、轮流执政，“看不见的手”会保障多个部分性社会利益汇聚成一致性的整体利益，社会中的极左、极右利益诉求会让步于大多数人的中间利益[7]。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基于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多元社会实践而建构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人类政治生活的普遍模式推广到全世界。福山(Fukuyama)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曾自信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已经无可匹敌[8](P39)。当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广自由民主模式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既有包括经济援助、军事干预等基于硬实力的方式，更有包括文化渗透、人文社会科学交流等基于软实力的方式。软实力的方式中，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也学习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并把这些理论视为普遍性的理论来指导自身的政治建设。

      二、历史时序与中西治理体系建构的不同路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亚非拉民族国家摆脱殖民地的枷锁，走向民族独立与自主，寻求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国家都选择了按照西方式自由民主模式来进行国家政治制度建构，结果没有能够走上政治现代化的道路，陷入了政治衰退与动乱之中[9](P58)。反思这一现象，原因在于西方式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模式。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历史场景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决定了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这最终影响了可能的政治结果以及政治道路的选择[10](P3)。更重要的是，我们认真挖掘美英等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事件发生顺序后发现，美英等西方国家往往先有自由市场经济，然后自由市场经济孕育了强大的社会力量、发达的民间组织，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简而言之，社会建设往往先于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