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尽管文学已失去了曾有的显赫，但毕竟还是受众广泛、影响最大的艺术门类之一。按理说，文学理论也仍应是备受关注的一门学问。但现有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不仅一般读者不感兴趣，即使与之关联密切的评论家、作家也对其时有烦言。如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就曾这样尖锐地指出：“所谓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都是高高在上的学科。他们每天谈天上的事情，宏大又神秘”，“如果文学理论不能为阐释当下文学提供新的话语，新的范式”，“只是一味地空转，可能我们就不再需要它”。①作家残雪也曾点名批评中国当代有些理论家“搞不出什么东西”，“非常狭隘”，常常不过是在搬用外国理论“蒙国内的读者”；她抨击长期为我们高度重视的某些理论信条缺乏文学常识，急功近利，至少对于她这样的作家而言，“一点都不灵”。② 面对如此困境，甚至连文学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也对自己的研究感到沮丧。文艺理论家许明就曾坦言对自己的职业实际上“始终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满”，疑虑自己能否“算作一个本领域的成功者”。③朱国华教授在相关文章中，亦曾这样道及我们许多文艺理论研究者共有的困惑：“文艺理论已经在进行概念自我循环的自娱游戏，与文学实践并无内在关联了”，④“文艺学(或文学理论，文学学)是有价值的吗？”⑤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理论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孟繁华所指出的“空转”、朱国华所说的“自娱”之类现象、残雪所批评的“狭隘”与“不灵”之类弊端，也的确是我国当下文学理论界应该好好总结反思的问题。 赵宪章教授曾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谈过文学理论的“上手性”问题，他认为“所谓文学理论的‘上手性’，主要体现在对于作品、作家、思潮等整个文学现象研究的“有用、有益、合用、方便”。⑥这应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反思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白为什么要研究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关于“文学”的理论，其研究自然应“有用”于文学事业，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益”。批评家、作家之所以对当今的文论现状不满，根本原因恐即在于，我们的一些理论话题看起来虽很热闹，但细想起来，会感到既“无用”，也“无益”。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究竟有什么用？通常的看法是：可用来指导文学的创作、批评与欣赏。或可质疑：人类历史上第一首诗歌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曹雪芹是在学习了小说理论之后才创作出《红楼梦》的吗？只有小学学历，没接触过多少文学理论的莫言，自谓影响了他创作的是蒲松龄、福克纳、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等中外著名作家，而不是哪位理论家。有些看似正确的理论信条，不仅无助于创作，反倒会窒息作家的才华，福克纳就曾告诫年轻作家：“要是依据一套理论去搞创作，那他就是傻瓜。应该自己去钻，从自己的错误中去吸取教益。”⑦更常见的现象是：一些研究文学理论的专家，却未必写得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有的世界一流的文学批评家也并非完全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文学批评的，倒是通过文学批评，创立了自己的理论。如巴赫金即是通过对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批评，创建了“狂欢化”“对话”“复调小说”理论。那么，文学理论能指导文学欣赏吗？事实上，有无数读者并未修习过文学理论，但也并不妨碍他们津津有味地阅读小说、欣赏诗歌，并从中得到文学的滋养。 但文学活动，总有些道理可讲，有些规律可循，有些规则可察。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诗人，创作时也会遵循来自人生及社会实践的一定规则，这或可谓萌芽状态的文学理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虽不一定预先就有系统的小说理论修养，但我们在第一回中看到他力避“熟套”，力求“将真事隐去”，立足于“载道”的“补天”意识，以及“破人愁闷”的虚构方法与创作动机等，体现的实际上是他对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已有的某些创作规则与文学观念的遵循。福克纳讨厌“理论”，指的显然只是某些“刻板”的教条化理论，而对于真正有用的理论，他还是看重的。如他曾强调的“做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作家“要尽量以感人的手法，在可信的动人场面里创造出可信的人物来”，⑧就是已得到普遍认可的有用的文学理论。 作家的创作成功与否，因素很多，如个人经历、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艺术感悟能力等，理论影响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长于理论思维者，不一定同时具备艺术创作所必需的想象、感悟之类才能，因而理论家缺乏创作能力，仍构不成文学理论“无用”于创作的理由。事实上，理论与创作之间是有重要关联的，从文学史上来看，许多境界高超、成就卓越的作家，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甚或自身就是具有独到创作主张与见解的文论家，如中国文学史上的韩愈、苏东坡、徐渭，外国文学史上的贺拉斯、歌德、雨果、托尔斯泰、萨特等。 我们知道，理论来源于实践，又会反作用于实践。值得重视的是，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阶段，文学理论之于文学实践的反作用是巨大的。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为了反抗神权对人性的压抑、教会对文学艺术的摧残，但丁最早举起了人文主义的旗帜，主张文学不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而是要服务于世俗人生；彼特拉克出于反抗神学统治的目的，疾呼要复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风格与道德；薄伽丘则极力为遭到教会诋毁的诗歌正名，宣称诗人“写诗的热情”是崇高的，“它迫使灵魂渴望着吐露自己”。⑨现在看来，这些见解很平常，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正是由他们的这样一些理论主张发其端，开启了此后欧洲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结果不只带来了欧洲文艺的繁荣，也促进了政治、宗教方面的深刻变革及科学技术的进步，由此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在我国的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文学革命”“白话文学”理论主张，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新时期以来，与思想解放同步出现的文艺思想的活跃，除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之外，在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方面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