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范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正绪,1973年生,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特聘教授、副系主任 200433;赵茜,1992年生,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200433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研究依赖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试图发现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这一领域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规范性和目的论性的理论范式: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个人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而这一文化变迁增强了民众关注、参与政治的主观动机,推动了政治的发展变化。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呈现出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学中的以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为标准的“自由民主”规范同构的背景下,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最终发展成为比较民主化研究的一部分。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突破这样的规范性设置。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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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

      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超过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和他的合作者以及诸多从事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研究的学者,围绕着后物质主义的内涵、后物质主义政治文化产生的原因和政治后果等主题,贡献了大量研究成果。英格尔哈特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我表达价值观、自我解放价值观等概念。这三个政治文化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同一概念的差异性表达,本文将这些研究统一称为后物质主义的文化变迁理论。更全面地看,这一理论含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内容,所以应该将它们统称为后物质主义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英格尔哈特本人则将有关研究最终发展成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理论以及人类发展理论。

      后物质主义理论特别是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理论和人类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理论范式;而其理论预设与规范性理想,则指向了西方政治学中的比较民主化研究与熊彼特和达尔式的民主理论。在提出了文化主义的现代化与后现代理论以及制度主义的人类发展理论后,英格尔哈特的工作与比较民主化研究真正实现了深入和全面的联结。本文全面分析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比较民主化和实证民主理论的对标与联结,试图解构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这一规范性框架,为中国的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研究的学者超越西方研究范式的目标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

      一、从“静静的革命”到西欧的文化转移

      自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迅速成为全球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①在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等人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认为政治文化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②英格尔哈特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规范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③在心理学、统计学迅速影响各社会科学领域的背景下,通过问卷调查来测量公众的政治心理也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政治文化研究依然依赖于20世纪中叶的一些奠基性的工作。④也是从那时起,主流的政治文化研究就具备了强烈的方向性与规范性:理想的政治文化是支持西方式“民主”政体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变迁的“正确”方向是通往一种“现代”或“现代性”的文化变迁。

      英格尔哈特最初的工作并未关注一般社会是否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或是否正在获得更有利于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问题——这些也是阿尔蒙德和维巴、英格利斯所关注或设定的议题。英格尔哈特最初发现后物质主义现象源于其对西欧工业化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他最初关注的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和西式民主制国家的大众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英格尔哈特借助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初西欧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工业化国家(实际上是正在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欧国家)的公众政治和社会心理发生了“静静的革命”:公众从关心生存和物质安全变成关注生活的总体质量,包括良好的人际关系、美丽的城市等。⑤

      在英格尔哈特发现西欧六国的“静静的革命”时,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论断就已提出。这基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充足与富裕,人们的价值重点发生了变化:一种强调总体生活质量、自我实现等目标的价值,开始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英格尔哈特最初称此为“后资产阶级”价值观(post-bourgeois values),后来则称之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并一度以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称之。⑥第二,在单个社会内部,大众政治心理和文化价值的变化是通过代际替换(generational replacement)实现的:与老一代相比,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物质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与老一代不同的价值观念。而由于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在成年以后趋于稳定,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总体上价值观念变化的代际替换效应——随着老一代的离去,社会逐渐由新一代填补,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发生了总体上的变化。第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意味着政治的变化:在投票行为以及其他的政治参与方面,抱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人表现出新的特征,他们对政治共同体的理解也会超越小社区和民族主义,而倾向于拥抱超国家的身份认同;这种超国家或全球主义的全新认同与关怀又会影响到个人对环境、平等、福利等政治议题的看法。

      随着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EVS)的扩展和调查数据量的增加,在有限的6个国家里观察到的“静静的革命”变成了覆盖大多数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文化转移”(cultural shift,国内译为“文化转型”)。⑦在整理了26个欧洲国家将近20年(1970-1988)的调查数据后,英格尔哈特通过完整地呈现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证明了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论断——西方社会公众优先价值观正在从重视物质安全向重视生活质量、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转变。大样本的多国调查数据的比较研究,也成了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研究对政治文化领域研究方法的一大贡献:在EVS的基础上,多国合作者从1980年开始推动全球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后者很快带来了后物质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对全球60~70个国家和地区的覆盖,并促成专注几个大洲的一系列“晴雨表”(barometer)跨国问卷调查项目的形成。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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