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到20世纪40年代末，共有13部著作问世。1952年以后，该领域研究在大陆陷于沉寂，台湾虽有10多部政治思想史著作问世，但仍是对民国时期原有学统的延续，在研究对象、方法、体例上创新不多①。改革开放以来，自1981年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大陆陆续有数十部著作和教材问世，其中，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扛鼎之作。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编纂起始于2005年，完稿于2012年。这部9卷本535.6万字的巨著，之所以能仅用7年完成，得益于刘泽华及其合作团队在该领域的长期积累。刘泽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80年代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其后独立或带领其合作团队陆续推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30余部学术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通史》出版前，有论者就认为已经形成了“刘泽华学派”或“王权主义学派”②，也有论者认为刘泽华及其合作团队所代表的“新启蒙史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③。更有论者认为刘泽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开拓之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领域。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思维方式、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等，都有赖于他的倡导和发起”④。 仔细研读刘泽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著述，不难发现，他一直走在“思考的路上”。他每一部重要论著的出版，都是一次超越自我的尝试。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不间断地拓展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矫正和尝试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创新和完善用以描述中国政治思想史基本特征的概念体系，努力厘清和勾画中国政治思想史3500年的演变脉络与线索。《通史》正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确定学科典范的意义。 一、对象拓展与方法创新 20世纪40年代，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萧公权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问世。在“凡例”中，萧先生称，本书写作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政治思想之大概”⑤。这个说法虽有自谦之意，却也反映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特点。 “采政治学之观点”，是指参照西方政治学基本问题划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知识边界。这个做法，早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始之初就已确立⑥，后继者大多是在前贤认识的基础上略有损益。1981年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本著作仍将“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⑦。 “用历史之方法”，是指采用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叙事方式。大体上，是先对思想家著作以训诂、考订等传统方法确定其真伪，辨明章句本义，然后对其各种主张分类归纳，得出结论。成果形式也多采用二十四史“列传”编撰体例，按照思想家生活年代依次排列加以介绍⑧。史学方法固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方法。整理和归纳史料，固然可以告诉读者思想家说了什么或主张什么，但是却很难告诉读者思想家为什么这么说或为什么要提出某些主张，更难以告诉读者思想家的主张A、B及C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特有的魅力。因方法的局限而使其魅力被消解，这不能不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研究对象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正因为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思想家关于国家组织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这一范围，才不需要引入或尝试传统史学和“列传”式叙事方式之外的研究方法。比照西方政治学问题意识裁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学科创建初期，虽不可避免，却迟滞了新方法的引入，也限制了研究的视野。问题是，中国有着与西方迥异的知识分类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于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等放在一起思考。这种整全式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存续了数千年，它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很难按现代学科分类方法生硬切割的。 在《通史》中，刘泽华虽仍承认“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政治学说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他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包罗万象”，在确定研究内容和范围时，要坚持“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的原则⑨。本着这一认识，《通史》各卷内容和叙事主题都远远超出了国家政权范围。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泽华就主张应该根据古代思想家思考的特点，将政治哲学、治国方略和政策、政策实施及政治权术理论等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围，并提出在沿用传统“列传”体叙事方式的同时，要注重开展“社会思潮和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⑩。在随后的近30年里，刘泽华有意识地推动上述各问题——特别是政治哲学、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厘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