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外政治学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深入，随着政治学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开放程度的发展，随着中国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学发展二者之间互动程度的加深，随着中国政治学者的代际更新和主体自觉，随着中国政治学在开放学科视野与比较(历史)视角下解释和分析中国政治的使命感、责任感的增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主体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前所未有地成长起来，关于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讨论方兴未艾。在这种有关政治学方法论的讨论中，一种可能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前景逐渐展现出来，这就是“历史政治学”。 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国政治学界“历史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尽管在此之前中国学界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以“历史政治学”为名的研究成果。①该中心的成立以及其后组织的大量学术活动，可以被视为中国政治学界有意识、有组织推进历史政治学发展的起点。三年以来，历史政治学发展轰轰烈烈，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初具规模和影响的研究议题及研究成果，较为明确地界定了历史政治学的基本轮廓、基本精神和基本规范。具体来说，有关历史政治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历史政治学的知识来源、表现形式、学科介入，历史政治学的理论范畴、经典范式、学术规范，都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晰和明确的界定。可以说，为历史政治学“鼓与呼”的阶段已经完成，当前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需要以历史政治学方法更为有效地解释中国、解释世界，即需要以历史政治学经典作品证成其自身价值的新阶段。 基于这样一个学术发展阶段，对三年来历史政治学发展及其成果做一个较为客观的阶段性评估可能是有益的。在这种阶段性评估中，需要对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优势、约束与(可能的)风险作较为全面的检视，甚至是基于学术立场的严肃批评。这项工作对于提高历史政治学者的自觉意识以及历史政治学学术发展的主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与历史政治学的呈现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后果，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是中国政治学主体自觉的后果。因此，从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出发去探索历史政治学兴起的方法论基础，就成为理解历史政治学的重要途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并非突然涌现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中国政治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独特经验之间的关系。“中国崛起”以及在此历史过程中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的政治发展经验与发展道路，既导致包括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所产出的既有政治学理论在解释、预测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方面的困境，也增强了中国政治学者基于本土经验构建本体理论的学术自信。这种学术自信，在包括全球学术交流的全球化时代，并不表现为中国特殊论、中国例外论的理论主张，而是在对中国经验溢出、突破、挑战一般政治学理论解释效力的清醒认知基础上，指向一种基于特殊经验建构普遍理论和知识体系的一代政治学人的学术抱负。这种学术抱负在这一时代的新老政治学人中已经得到一再的、明确的表达，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向世人提供一个描述、分析和表达，具有重大意义的普遍化的知识，并把普遍化的知识变成一个知识体系，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学的使命”②。 中国政治学主体意识觉醒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前提。既然“理解中国成为学科新知识和研究新范式的重要来源”，那么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就成为政治学方法论反思的主要内容。这种方法论反思指向中国政治学既有方法论的不足，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争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伴随着这种进步的是政治学内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一系列争论：远则争于思想与学术，近则争于国际与本土；外则争于立场与观点，内则争于定性与定量”③。陈周旺指出，进入21世纪，伴随着新的以定量统计方法为主导的政治科学向已有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模式的挑战，中国政治学形成了“整全性知识体系与专门性知识体系这两种政治学知识体系之间激烈的交锋，其结果可能是中国政治学进一步的两极分化”④。 在中国政治学方法论多元化以及伴随着这种多元化而来的方法论之争的背景下，围绕如何更为有效地理解中国、解释中国，历史政治学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理论雄心和学科抱负的方法论主张。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取向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被其倡导者认为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势。 第一，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更加契合作为其首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基本特质。杨光斌教授认为，不同于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在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之外，更具有其本体论价值，这是因为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仅仅是观念，还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正是从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意义出发，杨光斌教授在沟口雄三“中国基体论”基础上提出“中华文明基体论”⑤。陈明明教授在论及作为一种具有“历史叙事”特征的中国政治学时指出，中国作为一种呈现于历史过程之国家形态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超大规模之国家”，二是“悠久历史之国家”，三是“尊重权威之国家”，四是“世俗文化之国家”，五是“变法图强之国家”，六是“治理优先之国家”，而“历史中的中国政治学”正是具有上述特点的中国国家历史过程的反映。⑥因此，历史政治学的历史视野，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作为一种“时间进程”中的国家形态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性的深度契合，构成了历史政治学方法论优势的关键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政治学既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⑦ 第二，历史政治学方法被寄予弥合当前中国政治学方法论之争的厚望。一方面，历史政治学能够在统一的历史视角之下，接纳和包容一切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历史中的政治”或者“时间中的政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另一方面，历史政治学中共同的“历史视野”和这种历史视野背后共同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对于统合当前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分裂(诸如定性与定量、“新政治学”与“老政治学”)，可能具有潜在意义。因为，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抑或“新政治学”与“老政治学”，都建立在对政治世界中共同经验事实把握的基础之上。“新政治学”与“老政治学”应在“中国经验”上寻求共识，二者都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发展出一种针对中国数据不完整性的研究方法，去搜集、整理和编织碎片化的经验数据”，而“历史学者通过对碎片化的史料、档案材料的剪裁、加工，可以构建出一套逻辑严密的史学解释来，值得政治学者借镜”⑧，由此就衍生出政治学中的历史路径即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