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2)1-0003-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规定了家庭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家庭责任，国家支持措施和社会协同手段，构建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法律保障。家庭教育立法在2018年8月被列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三类立法项目的新法，从全国性法律的立法工作流程来看，它需要经过三次及以上审议才能正式出台。根据我国立法规划，第一类立法项目为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第二类为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第三类为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需要继续研究论证的立法项目。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作为第三类立法项目审议通过，在全国人大“十二五”期间确定的“六修五立”立法计划中推进速度最快，其进度明显快于《学校法》《学前教育法》《教育考试法》《终身学习法》。那么，家庭教育立法的政策议程为何推进速度较快，它又是如何建构的，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影响并推动政策议程，未来这一政策议程走向何方？为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拟借助多源流模型的视角进行分析。 二、多源流模型框架及本土化创新 多源流模型框架是美国著名政策科学家、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提出关于议程建立和公共政策形成的分析模型框架。多源流模型试图解答“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关注的，政府官员的决策据以选择的备选方案是怎样产生的，政府议程是如何建立的，以及为什么一种思想会适时出现”[1]等一系列问题。金登认为，政策议程的选择受到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方影响。问题源流指的是决策者关注并界定问题的过程，通过“各种机制——指标、焦点事件和反馈——使问题引起他们的关注”[2]，从而政府决策者确认会将关注点聚焦在某一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上；政策源流指专家提出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和政策建议的过程；政治源流“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3]。在正常情况下，三条源流彼此是独立发展的，但当三源流发展成熟，即问题界定清晰，政策准备充分，政治环境良好且政策窗口打开后，政策企业家们(Policy Entrepreneurs)就会抓住机会软化政策制定系统，通过诸如撰写文章、媒体宣传、提案议案等方式，“软化广大民众、专业化的公众以及政策共同体本身”[4]，将三条原本独立的源流汇聚起来，那么这一问题就很有可能迅速成为政策议程关注的焦点并得到解决。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议程设置进行了全面考察，其中既包含了对议程在“政策原汤”中反复漂浮的源头性历史追溯，也包含了由焦点事件、危机、国民情绪等要素影响的即时性反馈，剖析出了议程设置背后的多元影响因素脉络，为政策过程分析提供了解释性框架。 近年来，教育学界尝试用多源流模型对教育政策议程的出台开展了相关研究，尤其是一些教育焦点问题，如异地高考问题，张建[5]、景安磊等[6]均利用多源流模型对这一议程设置过程进行了分析。此外，这一理论还被学者用来分析了其他教育热点问题，黄俊辉等利用这一模型分析了《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出台，指出多源流模型面临着中国情境，为其理论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可鉴参考的视角[7]；钟秉林等用多源流模型剖析了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政策纳入政府议程的背后因素[8]；吴会会等就《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利用多源流理论进行个案分析，体现出这一理论的动态嵌套特性[9]，此外他还用这一模型解释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出台历程[10]；宗钰等利用多源流理论解读了新高考改革政策[11]，分析了高考改革新政的制定过程[12]和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意见的制定过程[13]；葛新斌等利用模型分析了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政策议程[14]。上述的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尽管多源流模型是西方舶来品，但经过中国学者的研究推进，正在逐步适应中西方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并开始形成中国适用性。 逐步形成中国适用性并不代表着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不存在问题。在多源流模型中金登提出了Policy Entrepreneur的概念，国内将其直译为政策企业家，这群人“他们愿意投入自己的资源——时间、精力、声誉以及金钱——来促进某一主张以换取表现为物质利益、达到目的或实现团结的预期未来收益”[15]。实际上，政策企业家作为舶来品，在中西方暂时还都没有明确的定义，有研究指出，“研究者们通常使用‘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公共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等不同的称谓去指涉那些广泛分布于国会、政府、利益集团和研究机构中且积极参与政策过程的人员”[16]。上述的观点和看法还是局限在金登的西方话语体系之下，考虑到中西方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多源流模型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在中国，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多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并不能等同于多源流模型中的西方议员。西方议员们代表的仅仅是党派和集团利益，而我国的代表们秉承的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此外西方议员的职业化，推动他们必须要寻求最大利益从而保住自身职业，而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是在职业之外参与到政策议程的建言献策中，是一种奉献、责任和担当。也就是说，在多源流模型三流汇聚过程中，中西方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但由于中西方这群人代表利益不一，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政策企业家”这一概念套用到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上。从本质上来看，金登所描述的这群人归根到底是在致力于政策创新，所以结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这一类人更贴切的应该被称为“政策创新家”。这一提法可以改变金登理论中典型的西方话语体系特征，避免了政策企业家这一概念在中国引发的误解，也是对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创生性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