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1)06-0070-11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1]338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中不断发展，并逐渐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展现出自己的特色、风格、气派。特别是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逐渐成为政治学者的群体自觉，并为今后的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标识[2]。由此，探寻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逻辑及其路径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构成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充满曲折，甚至一度被取消。直到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3]180，中国政治学才开启了艰难的恢复重建历程。在恢复重建之初，中国政治学基础薄弱，主要以吸收、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为主，具有较明显的“西化”倾向[4]。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引进有助于快速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但也极易导致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缺失，表现为“在学习吸收外国政治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照搬照抄、简单套用、盲目追随的倾向，在话语表达上属于‘套着说’，处于复制的状态”[5]。这一倾向在当前倡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政治学人的忧虑，并进一步凝结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群体自觉。尤其是当中国的政治学人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分析范式对中国特定的政治现象不具备完全的解释力时，对于创新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动力显得尤为强烈[6]。 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路径与方向，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长点。其中，尤为关键的环节在于推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实践，这也被视为中国政治学学科成长发展的必然[4]。这是因为政治学本质上是为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产生的，只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的政治学才能够找到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从而获得学科主体性，进而形成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中国特色”。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将源于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或者说，如何实现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围绕这一问题，中国政治学界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一条重要路径便是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将规范的政治学知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作为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并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动能与活力。尤其是近年来，“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取向，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探索[7]。本文以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为例，尝试从一个侧面考察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过程及机理，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提供启示和借鉴。 1 田野政治学的源起：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通常指研究者进入某一场域，通过直接观察、深度访谈、实地参与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过程。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直观性和可靠性。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观对象，获得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认识，这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及的。由于田野调查在获取事实材料上的重要价值，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最初来源于人类学，主要用于民族志书写，但在人类学中也并非一开始就广泛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早期的很多人类学者实际并不从事田野调查，而主要以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等作为开展研究的基本依据。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者也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8]。直到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田野调查才逐渐成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确立起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乃至成为人类学者的“成人礼”。对此，有人类学者认为：“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知识的起源是密切相连的，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通过礼仪’(rite of pass age)。”[9]20由于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上的特有优势，这一研究方法此后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田野调查方法很长时间处于缺席的状态。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实践十分漫长，但中国政治学相当短暂，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10]。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起源于1903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治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直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3]180，中国政治学由此进入恢复重建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普遍关注的是整体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主要运用的是规范研究方法，依据的是文本。“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政治学从未‘下乡’……在这之前，中国的政治家们做过调查，政治学者极少有过调查。”[12]在很大程度上，经典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主要关注的是作为宏大主题的国家政治，是一种“庙堂上的学问”。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田野调查方法开始为一些政治学者所关注，并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其中，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当时政治学者最为关注的领域，也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吸引政治学者进入乡村田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田野调查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使用日益扩展，这一方法也成为研究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