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1)05-0003-08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难题，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国从未停止教育扶贫政策路径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扶贫战略与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并于2020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目标，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群体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进入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教育扶贫，而是意味着要在现有教育扶贫基础上转换逻辑与思路，推进教育扶贫战略升级以促进扶贫工作常态化。在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作为一项深深嵌入社会环境之中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教育自身的协调发展，还涉及教育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协调与配置；教育扶贫的对象不仅聚焦于乡村脱贫地区，还应关注城镇中新型相对贫困人口等特殊脱贫群体；教育扶贫的目的不仅致力于提高乡村脱贫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致力于实现城乡相互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基于此，从整体性视角切入后扶贫时代的教育扶贫研究，结合现实与理论两条逻辑路径，对后扶贫时代教育贫困问题的内在本质及教育扶贫政策的实质做出理论阐释，对优化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设计具有重要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优化的逻辑前提 目前，我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历史性解决。我国步入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后扶贫时代的核心议题，贫困的动态性、相对性、多维性与持久性等特征将给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工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的逻辑转换做出预判性分析，是对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工作转型升级做出研判的关键性现实依据。 (一)贫困“多维性”激发教育扶贫政策内涵衍生 随着贫困治理的不断升级，学界对贫困问题的分析也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关注社会因素对贫困个体的排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对剥夺。[1]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es)的“贫困文化理论”阐明了贫困生成中的文化因素，即“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的自我维持的边缘性文化体系”，[2]是一种具有代际传递特质的亚文化。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从“可行能力”(Capability)入手阐释了贫困的产生机制，“贫困不仅是经济层面收入低下的表现，更是权利缺乏与可行能力获取缺失的表征”[3]。可见，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复杂多样，贫困具有“多维性”，启发我们应从社会构造、文化心理等不同语境中形成对贫困问题的综合认知。 后扶贫时代，贫困的“多维性”特征愈加凸显，这势必会激发教育扶贫蕴意与教育扶贫政策内涵的衍生。贫困不仅表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匮乏，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文化、精神意志和发展能力等的缺乏同样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及贫困带来的结果。如果说教育精准扶贫打的是一场以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等物质匮乏为主的“硬战”，那么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所要面临与破解的更多的是精神和心理等内生层面的贫困问题。从精神贫困来看，志气是贫困个体实现发展的内在动力。“教育扶贫”不是“养贫”，构建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需要教育资源“扶到位”与贫困人口“扶得起”正向衔接；从文化贫困来看，贫困问题与脱贫群体长期固有的“自卑、狭隘、无助、宿命”等特质有关[4]，脱贫地区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制约了脱贫人口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遏制其地方人力资本增值。从能力贫困来看，贫困的实质是脱贫人口发展能力的缺失，而教育是解决能力欠缺与知识技能贫瘠的关键。因此，教育扶贫概念衍生出精神扶贫、文化扶贫与能力扶贫等新含义，为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提出了新的价值内涵与目标要求。 (二)贫困“动态性”触发教育扶贫政策瞄准优化 传统的贫困观忽视从时间维度对贫困问题的考察。“贫困”绝非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贫困与脱贫都是动态发展的。后扶贫时代，贫困的“动态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贫困样态的动态性发展。即以生存为导向的物质层面的绝对贫困将转化为以发展为导向的能力层面的相对贫困。二是贫困存在的动态性变化。即徘徊在绝对贫困标准线上下的人口脱贫稳定性较差，贫困的脆弱性外在表征为脱贫人口存在较高的贫困再生风险。贫困的“动态性”特征诱发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瞄准逻辑的转变。 从贫困样态的动态性发展来看，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发展性演变，实际上是社会成员需求不断满足与扩张的过程。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认为，相对贫困是贫困者享有的资源无法达到社会平均状态，自我感知到一种被排斥在社会普遍生活方式之外的一种生活状态。[5]由此可见，相对贫困不仅与财富及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有关，还与个体自我获得感与社会公正密切相关。当人们对教育等机会权利的长期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得不到公平满足时，相对贫困问题就伴随这种不平等、不公平状态而产生。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人们将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脱贫人口对教育公平与正义方面日益增长的追求将体现在教育扶贫政策瞄准机制的新内容中。同时，构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不仅要减少造成贫困的因素，更要确保脱贫成果保持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从贫困存在的动态性变化来看，脱贫与返贫在不同层面上的动态性交替要求新的教育扶贫政策改变以往静态度量贫困的手段，从贫困脆弱性角度入手，瞄准对脱贫人口未来贫困再生相关风险的考虑，从动态的视角对教育贫困的识别政策进行调整和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