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化批评的四种形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明华,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江西省南昌市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子邮箱:xiaominghua79@126.com(330022)。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晚近三十年,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文艺学界出现了文化批评。其中有出于对大众文化兴起所产生的认知兴趣,于是兴发阐释批评;也有因知识分子身份变迁的焦虑,所以才激发了批评的冲动;还有为了突破学科化的规约,或知识人本有的公共诉求等不同原因所导致的文化批评实践。凡此种种所建构的文化批评,可以被分为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化讨论”的文化批评和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等几个类别。考察诸种文化批评,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它们之间有区别,比如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不同侧重,在公共性的观念上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但总体而言,它们都有跨学科的知识视野、面向当下社会文化发言的公共情怀以及维护知识生产的有效性的自觉等共同的习性。继承文化批评近三十年的传统,对于当前文艺、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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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文化批评的思潮。这样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在这种思潮下的当代文化批评是不是文化批评,又是怎样的文化批评,它们之间有没有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予以厘清。

       通过文献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文化批评思潮中出现的诸种文化批评,它们一方面共享了文化批评的基本理念,即都是知识人面向当代社会文化问题的发言,其公共性不言而喻,但知识人的立场、价值观和讨论问题的专业意识等却是有差异的,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也不完全一致。基于此,我们可以主要依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的不同,分别将这些有差异的文化批评分为不同的形态。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考察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使用了公共性的视角。文化批评本来就有公共性。所谓公共性,指的是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公开性。文化批评的讨论是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面向公众发言,目的是依凭自己的专业去生产“知识”和说出“真相”。对此,哈贝马斯说道:“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哈贝马斯2)其二,差异性。文化批评允许有多种声音,批评、讨论的目的是达成基本的共识,但绝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让差异进入更好的状态。阿伦特因此说:“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阿伦特38)其三,批判性。文化批评往往通过文本的分析来达到对当下社会文化的批判性理解。但批判不是谩骂、否认,毋宁说,是试图用知识来引领社会文化向好发展。“爱这个世界”,才是文化批评的本色。

       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大体将文化批评分为四种,即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化讨论”的文化批评和作为“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而且,在对文化批评作区分和描述的同时,对不同形态文化批评的公共性有自觉的认识。

       一、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

       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文化批评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批评,主要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是大众文化,但是研究者尚没有完全意识到它是大众文化,因此在命名上多半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延续“学术成规”而称之为大众文艺。有的学者虽然不将其称为大众文艺,但恐怕也没有完全的文化研究意识,以至于在批评立场和价值观上往往对这类文艺文化现象予以否定。就此而言,将这种文化批评称为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是比较合适的。

       查阅资料发现,1991年第1期的《上海文论》刊登了一组“关于大众文艺的笔谈”的文章,包括毛时安的《大众文艺:世俗的文本与解读》、宋炳辉的《大众文艺:传统的与现代的》等,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大众文艺批评专题研究。综观这些文献可以发现,大家都感受到了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所导致的文艺现实之变,简而言之,即现实中出现了一种大众文艺,它似乎既是审美的文艺,但同时又具有商业的属性。在基本认清了大众文艺性质的同时,大家对于日常生活中大众所接受的文艺作品不再是原来的精英作品这一点也非常有体会。但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几乎都没有表现出对“大众文艺”的“不适应”感,而是很理性地将这一新出现的现象接纳为研究的对象。这可以见诸这样一些文字:“面对大众文艺的批评家,就不能照搬原有的那套雅文艺的评判标准。大众文艺作为独立的批评对象,应该拥有符合自身特点的相对独立的标准。”(方克强20)可以看出,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已经有了对于文艺批评的改变诉求了,也许他们最终并没有成功地实现从固有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文化批评,但是他们对于建构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的姿态和意图是有的。这一点,无论给予怎样的高度评价恐怕都是不为过的。但如果回到当下,我们还是可以从学理上说一些关于那个时候的文化批评所存在的历史性局限,虽然这种局限即使笔者本人在当时,也难以避免,甚至大概率而言还不如他们那么有历史理性和学术敏感性。

       不妨说,当时大家还没有文化研究的意识,这就使得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恐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就文本而言,学者们能够对大众文艺予以肯定,这表现出了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理性的研究立场。而且,有学者的论文标题还意识到了大众文艺是“世俗的文本”,同时还有对这些文本进行现代性解读的一定自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然而,大家最终还是把事实上的大众文化理解为了一种文艺类型,即“大众文艺”。于是,学者们对大众文艺所作的文本研究,比如指出文本的类型化、故事模式化特点等,其实是将大众文艺和精英文艺相比较得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大众文艺的存在并没有同情式理解,因为大众文艺的文本本来就会有大众文艺的特点,我们没必要拿文本本身的审美高下来大说特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反思这种文本之所以如此这般的生产机制,以及它的消费情况。同时,去积极寻找应对大众文艺在价值观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是否发挥了大众文艺的公共性价值。总而言之,作为“大众文艺批评”的文化批评并没有对大众文艺展开必要的“艺术公共性研究”。这就可能使得它还不是自觉的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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