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1)03-0139-11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承担者,地位崇高,深受尊敬,获得“师傅”“夫子”“先生”等不同称谓。所谓“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一些帝王能够“屈万乘之重”,“厚师臣之遇,执弟子之礼”。教师是否受到尊重,一度成为国家兴衰的评判标准,“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然而,教师地位却一度处在社会底层,原因不仅在于政治方面,更在于经济方面,尤其是薪资待遇。教师薪资①待遇是教师付出的经济回报,是教师社会地位的经济保障,也是国家对教师乃至教育重视程度最为直接的反映。因此,对教师薪资待遇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尊师重教”口号下教师真实的生存境遇,还可以反映国家对教师和教育的真正重视程度。晚清到民国时期,是古典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时期,对这一时期官办学校教师收入问题的探究,能够反映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教师薪资待遇的变迁轨迹,对当下的教师薪资改革有所启示。 一、中西、新旧教习区别对待:晚清时期教师的薪资差异 在新式教育机构出现之前,清政府将官学教师视为官员,按职衔发给俸银,教师薪资较低。新式教育机构出现后,教师开始分化,传授“旧学”的教师和传授“新学”的教师,在薪资方面发生明显分化。由于能够传授“新学”的教师奇缺,高薪聘用洋教习成为解决师资问题的基本措施。与洋教习的高薪相比,中国教师的薪资待遇较低。 明清两代虽有“隆重师儒”之圣谕,却主要体现在政治待遇上。据《清文献通考》记载,清代官学以教职定官职,将各省教职,列为师儒之官,加给品级,“京府教授、四氏学教授、各府卫儒学教授为正七品官,各州学正、各县教谕为正八品官,各府州县卫训导为从八品官”。在统治者看来,“若不赏给品秩”,教师将“与杂职无异,恐本人遂以冗散自居,不知殚心课士,以尽职任”。教师享有官员待遇,俸银、禄米由政府按品级发放。其中,在京教官可按品级得到相应俸银和禄米;地方教官最高品级为正七品,最低有从九品乃至不入流者,有俸银而无禄米(见表1)。
据估算,当时城市五口普通百姓之家,每年花费大致在30两左右。②因此,在所有教官中,除国子祭酒薪资优渥以及中央官学中的司业、博士因有禄米补助而略显宽裕外,地方官学教职人员的薪资收入,仅勉强能够糊口。另外,清代教育深受科举影响,教师对于教学多敷衍了事,“学官之秩卑而选轻,固未尝责以成就人才之事”③。教师对教育持应付态度,从事的教育也是维持性教育。④ 以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为标志,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开始起步。洋务学堂的课程,“中学”与“西学”并设,教习则华洋皆聘。华洋教习各有分工,中国教习负责教授中国语言文字、古典文化及纲常伦理等“中学”课程,以固“中体”;洋教习则专授外国语言文字、西艺西技,以达“西用”。为鼓励洋教习专心教学,清政府给出优厚薪资。京师同文馆初聘英文教习包尔腾时年薪为白银300两,第二年涨到1000两(按购买力,相当于2009年的28万元人民币)。丁韪良任总教习时,月薪达1000两。随后所设洋务学堂,依然给洋教习以高薪水,但有所分化。福建船政学堂总监督日意格月薪1000两,比船政大臣沈葆桢每月高出400两。洋教习的月薪,大致为200—250两(见表2)。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于晚清官办学堂中,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所聘洋教习月薪为200两,京师大学堂设所聘总教习与专门学洋教习月薪为300两。 与洋教习薪资相比,中国教习薪资相当低。京师同文馆初聘汉文教习时,月薪仅有8两(相当于2009年的1600元人民币),随后涨到12两。广东实学馆设立时,所聘皆为中国教习,月薪多则50两,少则20—30两。京师大学堂教授普通头班的中文教习,月薪50两;二班中文教习,月薪30两。进入20世纪,教师薪资与其教育背景、教学科目密切相关。两湖矿业学堂体操教习,月薪28圆(相当于2009年的4000元人民币);修身、历史、地理、图画教习,月薪30圆;国文教习,月薪70圆;英文、算学、理化教习,月薪则在100—200圆。为了补偿低薪资的教师,政务处于1905年奏请设学部时,提出学堂教员宜列作职官,“重以礼貌……列入官籍之中”⑤。但是,无论如何补偿,与洋教习相比,中国教习薪资都非常低。
总体而言,晚清官办学堂教师薪资差别巨大。在“优给酬金”政策下,洋教习薪资相当可观;与洋教习相比,中国教习薪资要低很多。但是,与传统的官学教师相比,新式学堂的中国教师薪资又相对较高。伴随新式教育的推广,教师薪资又呈分化趋势,大学堂、高等学堂教师薪资最高,中等学堂教师薪资次之,小学堂教师薪资最低。1911年7月,《学部奏定小学经费暂行章程折(并单)》将教员分为三类,每一类分出不同级别,对应不同薪资。如本科正教员分为九级,第一级月薪30圆,第九级仅9圆;专科正教员第一级24圆,第八级6圆;副教员第一级14圆,第五级仅6圆。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