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21.05.009 【文章编号】1004-129X(2021)05-0099-14 一、引言 正规教育不仅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也是家庭阶层地位代际传递的主要动力机制，因此一直是代际流动研究关注的焦点领域。从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来看，中国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由1995年的6.94年增加到2015年的9.13年。尽管义务教育延长和高考制度完善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但是本科受教育人口所占比重依然偏低，2015年的这一比例仅为6.51％，低于同期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如果按照中国学制规定以18岁升大学为参照，那么该年龄组仅有12.49％的人口通过选拔进入本科教育阶段，城镇的比例高达19.38％，而农村却只有4.8％，城乡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日益加重，而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困境便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在正规教育和择优选拔的制度框架下，教育获得尤其是高等教育获得，既表现为低阶层家庭难以负担机会成本的纯粹中断，又表现为高阶层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制约，这就涉及对家庭资本如何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探讨。此外，尽管近年来国内以教育获得为核心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是在微观家庭获得机制以及宏观不平等演化特征等方面却并未达成一致共识。因此，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就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作用方式和实现机制进行系统考察。 具体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于以往研究仅仅关注单一机制或特定阶段教育获得的代际流动，本文在完整教育周期的二元获得模式基础上，将生育决策理论和异质教育理论纳入其中，提出一个包含多重家庭资本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假说。第二，本文从学历年限和文化程度两个维度对教育获得水平进行细化测度，分别采用不同模型估计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成就的影响，获得的经验证据更为全面。第三，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和Bootstrap法相结合的思路检验中介效应，并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从而在相对稳健的条件下为研究假说提供可靠经验支持。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而严谨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从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的代际传递视角，为国家进一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回顾 家庭资源禀赋决定着子女的教育成就，这一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来自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1]之后的大量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家庭资源作用的表现形式。Coleman认为家庭资源或家庭资本至少包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通过物质资源创造、社会资源利用以及知识学习技巧影响着子女的教育成就。[2]Bourdieu进一步提出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表现的重要影响，家庭对自身文化资源的利用有别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学习氛围、习惯养成等途径帮助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3]一项基于跟踪调查的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与子女受教育程度、大学入学率以及研究生入学率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4]因为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更高，能够更多参与教育过程，进而有助于维持和实现家庭教育期望，这种文化传递模式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更为突出。[5]尽管微观的家庭资本决定了子女的教育获得，但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条件和结构因素却对宏观的教育不平等传递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便与制度分割因素有着紧密联系，[6]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家庭资本差距则是造成城乡家庭子女学业成就差异的重要因素。[7]这些经验研究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支持了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8]多维度上的教育扩张政策虽然促进了较低阶层家庭子女教育机会的绝对量增加，但是相对机会的劣势地位并不会改变，反而会扩大更高层次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程度。[9]根据教育获得代际传递方式的不同，家庭资本中的经济资本(经济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分别对应于资源转化模式和文化再生产模式，[10]而正是这两种模式伴随制度变迁的演化路径差异才形成了教育不平等延续的分化机制。 在教育获得的代际流动中，除了家庭资本的直接作用以外，还表现为家庭生育行为和优质教育竞争的影响。家庭生育选择的经典理论来自Becker的数量质量替代假说，即随着机会成本的增加，家庭决策会减少生育数量来增加教育投资，进而提高子女的平均质量。[11]后续文献建立的相关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均支持家庭生育行为的替代假说，[12]同时，近年来基于内生性不同处理方式的研究也进一步丰富了现有的经验证据，其中一项利用双胞胎作为生育率工具变量的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选择存在数量质量替代关系，[13]而基于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断点回归也同样表明家庭规模下降会显著提高子女的受教育年限。[14]横向维度的资源竞争主要来自教育的异质性，因为重点学校教师的人力资本优势[15]以及上层家庭学生的同伴效应优势[16]会在同等阶段教育中转化为子女更加突出的学业表现。那么，早期阶段的重点学校机会获得便对学生后续的教育分流和进入重点大学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存在着累积优势效应。[17]因此，家庭资本将持续影响着子女中学阶段教育质量的获得，[18]甚至学前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也会加剧，进而扩大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的阶层不平等程度，[19]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印证了Lucas提出的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20]也即教育分层模式具有顽固性，较高阶层家庭不但能够获得更多数量的教育资源，而且在质量和类型的获得上同样占据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