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08-0067-12 一、问题与方法 关于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以及对国家共同体认同意识问题，海内外学者已有很多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国家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或者叫“天下”“国家”，或者叫“中国”，总之是超越某个具体王朝、具有稳定框架的共同体。但是，在对中国传统国家观或“中国”观的具体范围、内涵问题上，比如在到底是“天下国家”还是“王朝国家”或“家族国家”，或者在这几层国家观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问题上，都还存在较大的分歧。①同时，国家观也是和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密切相关的，持有什么样的国家观，一般来说也就意味着认同什么样的国家。这样，在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观念的具体理解方面，以及与此直接关联着的国家认同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另外，在研究的视角和研究路径方面，已有的讨论也主要是从宏观方面，从普遍的国家观念方面，通过广泛搜集史料来“过滤”、追溯隐含在普通社会成员(臣民们)言行中的国家意识及认同对象。尽管他们在进行这种普遍研究时，也都非常注重考察君主个人的言行，但并没有把君主的国家认同作为单独一个问题加以考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朕即国家”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把君主与国家等同，会以为在“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下，不存在君主的政治认同问题。实际上，只要我们进入实际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比如：为何孟子要强调“格君心之非”；明代大臣为何批评万历皇帝“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并说他“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②这至少说明：尽管在角色规范上或政治制度的“正式表达”方面，君主“应是”国家共同体的最高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君主、特别是继体守成之君又是一个单独的利益主体或价值主体，他也会有自己的私利或者私欲，也会因为自己独特的社会化过程、独特的政治情境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偏好，从而形成对国家、朝廷、江山社稷利益的另一种理解，进而存在着另外一种政治认同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虽然在制度的规范上或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君主“应该是”王朝国家或者祖宗江山社稷的代表，应该按照制度规范，认同当时主流价值观所规定的国家共同体的利益，但事实上，君主却很有可能发生认同迷失或者认同冲突。 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着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观察国家观念和认同的切入点，从一般社会成员、被统治者转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身上，看看他们会存在着什么层次、什么意义上的认同问题。即通过考察君主们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政治统治过程中所反映、流露出的观念和认同，从一个侧面来具体呈现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观，其核心问题是：君主会随着所处的政治情景、特别是政治斗争的情势，对“国家”做出怎样的理解，进而赋予国家什么样的经验的、实际的含义？将其转换成国家认同的问题就是：面对既有稳定性又有较大弹性的“国家”观，君主、特别是那些守成的君主们，会根据他们所处的历史语境特别是政治情景，选择认同什么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进而把这样的国家共同体利益当作“真实”的、“自己的国家”去维护？ 由于君主在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实践中、在特定政治情境中具体如何理解“国家”或认同什么样的“国家”，在塑造、沉淀某个个历史时期的国家观念方面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从君主对国家观念的实践这一切入点去考察国家观念及其相关的政治认同问题，一方面更有可能全面、动态地揭示国家观念在实践中的意涵，反映其复杂性，推进传统国家观念的研究向深层次发展；另一方面，该研究对深入理解研究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深入理解其中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或许也不失为一个新的角度。比如，在制度的正式表达层面或者原则方面，它具有强化君权、强调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和地位的一面，而在制度的运行方面，又具有从“体制内”调节制约君权的一面；君主一方面被视为或自视为“公家”“官家”“江山社稷”之类国家共同体的代表，另一方面又经常培植任用私宠恩幸，占有大量皇室地产与山林园池，设立天子私财性质的内库、私藏③，乃至像明朝万历皇帝那样被被大臣斥为“止为家计”不顾国家等等，可谓明显地表现出“私”的一面，而与传统公共伦理或“公”的规范相悖离。对于这些现象，研究者往往容易执其一端，要么只注意该制度“公”的一面、调节制约君权一面，往往质疑或否定中国存在君主专制政体；要么强调中国君主制度“私”的本质，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公”或“公共性”的一面。而通过考察君主在政治行动中对国家共同体观念的具体理解与实践，或许更容易深入理解以上“矛盾”现象，更容易认识君主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体系的复杂内涵与“质感”。 当然，君主的国家观及其认同问题毕竟涉及人的主观心理活动方面，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方法来观察它呢？首先，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首先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从情理上看，必须承认君主具有双重利益—价值主体属性，并且在政治认同方面也和常人一样，具有某种情境中心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说，君主固然在角色规范上或职责上“应”是国家或者王朝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是古代国家或王朝的人格化象征，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从而又是一个单独的利益和价值主体，也会有具有自己价值偏好，也会因不同的政治情境而调整自己的“国家”观和具体的认同对象，从而使君主在有关国家观念及其认同问题上的现实表达和经验内涵都会有所不同。换言之，见诸正式表达的、规范意义上的国家观及其认同主要是一种应然层面的“能指”，而通过君主具体的政策、言行表达的国家观及其认同才是实际的“所指”，只有把这两个层次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全面、动态地把握这一问题。其次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一方面要关注君主们在正式的、规范表达中所呈现的国家观念及认同意识，但同时要特别注意去抓取和关注君主那些不符合“常理”的、非典型状态下的言行，姑且将这种方法称之为“例外观察法”。前一种表达是君主作为国家或王朝政治共同体的最高代表做出的“规定动作”，后者主要是对君主政治认同的一种“失常”情况的讨论，这种“失常”有可能是君主在非常状态下未加掩饰的应急反应，有些是在某些更“自然”情境下情不自禁的思想流露，因而更能直接、真实地反映他们当时的实际心理状态。当然，由于这方面的直接材料很少，还需要结合考察君主们的实际政策、制度和行为，来回溯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