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5-0040-09 伦理主义又称道德主义，是一种视道德为至高无上价值存在的理论主张。在通常意义上，我们把伦理主义当成与历史主义相对的概念来理解，是指以伦理道德的善恶标准来评判一切事物或人物，在社会理想设计上主张构建“道德王国”，在个体人格设计上主张塑造“君子人格”，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和作用。而历史主义否认永恒不变的人性与善恶标准，强调历史现实的合理性，强调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强调历史价值优先于道德价值。在此，我们无须纠缠于道德与历史“二律背反”的问题，忠实于中国文化的本源与流变，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伦理主义特征。这种特征显示，尽管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高度统一，甚至可以具体化为“礼制”，但伦理道德始终处于工具地位，即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和习俗制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则是以“伦理主义”为核心，是从“规范”朝“行为”影响的一套理论学术。自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帝国至关重要且行之有效的理论。历史创造并选择了儒家，同时儒家也影响并创造了历史，我们要从当时的社会治理与文化习俗等客观要素去分析儒家思想。尽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伦理主义呈现出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特点，两者之间一体两面，但伦理道德终究屈服政治而沦为工具性存在，甚至为某种政治目的而置伦理道德于不顾。 一、政治伦理化：从伦理中寻求政治合法性 政治伦理化顾名思义就是把“政治实践”通过“伦理规则”来进行解释与约束，即通过伦理理解政治。它体现出古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又凸显出了古代政治社会结构对思想的宏观约束。谈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就绕不开儒家，儒家更多地从伦理的角度理解政治，强调政治的伦理观或政治的道德观①。比如，孔子对于政治的立场：他认为政治本身就包含了端正、正直和正确的意思，所谓“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某种程度来说，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种把个人品德与政治绩效进行结合的思想。从个体的维度来说，它首要关注的是品行与修养，认为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平与政治治理能力相关。 但是，韩非与儒家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认为“国者，君之车也”。也就是说，法家把国家当作一种君主实现理想与抱负的机器。政治治理的关键在于这个机器是否良好，治理的关键在于制度。两种思想虽然存在分野，但历史的演化过程，既体现出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特点，同样吸收了法家重刑的手段。在儒家的认知中，天下(国家)是由不同的庶民(个体)所共同组成的，想要国家的秩序能够稳定，人民的生活足够安定，需要从个体的“德性”入手，通过“礼法”的方式进行约束，就能够达到天下的大治。与西方“性恶论”不同，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先天的、非功利的、绝对化的”善的内心存在。这样一种先验性质的道德内核，就是人类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 为什么需要将伦理秩序建构在一个稳固的道德基础上？因为儒家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到心灵(道德)控制的；每一个人都会具有一种“伦理善”，而这一种观念会影响到行为，把这样一种“伦理善”看作一种伦理选择，即倾向于朝着善的方向去进行。儒家很早就发现了人性具有两面性，虽然善是天生的，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种伦理善的形式，但是如果得不到教育和约束，也可能朝向恶的方向发展。儒家所强调的是，人具有善的基础，因此通过坚持善就能够约束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需要通过本性的善掌控后天的恶，就需要不断加强“德性修养”，比如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既强调了人与禽兽的差异在于“德性”，同样也说明了防止人性朝野兽堕落需要加强人的“德性”修养。教育是一种中性的行为，儒家的德性教育，至少存在三个层面意思。第一个层面，拥有良好德性的人，不会主动去做社会伦理约束之外的行为。因此，通过个体层面的德性教育，能够有助于社会伦理的稳定。第二个层面，个人层面的德性，能够转移到政治领域，即在个人掌握正确权力，并且在缺少相应监督的时候，会依然自觉地坚守心中的道德原则，而不是做有害于社会并且违反伦理的事情。第三个层面，受过良好德性教育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在社会与政治层面达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带领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善。 除此之外，“忍”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十分信奉的处事原则之一。从许多的典籍之中都能得到印证，如“有容德乃大”(《易·损卦》)；“君子以惩忿窒欲”“万事之中，忍字为上”[1]2-5。因此，道德是伦理的基础，何种程度的道德基石决定了伦理秩序的稳定与否。比如说，西方的自由主义道德观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即以不干涉他人自由为前提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 政治治理依托于伦理价值。任何治理都是一种有限的治理，在古代许多的政治治理，需要有适当的伦理依据。换言之，政治治理需要通过伦理的规范来解决，“仁政”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价值。孟子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即统治者不能实现“仁政”的问题，主要归为错误的政策上。同样，另外一方面说明，是否能够实现“仁政”也需要统治者自己能够“自觉”。政策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一种伦理上的选择，而这一选择的背后，关乎统治阶层能否获得民心的问题。比如，掌握权力的官员，既能够选择谋私，同样能够选择为公服务，不同的选择背后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抉择。受过良好德性教育的官员，都会倾向于把公众利益摆在个人利益的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