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3；G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21)05-0058-09 [DOI]10.16783/j.cnki.nwnus.2021.05.007 十八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十九大以后进一步将其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的研究较多。在教育场域，有的学者认为要从历史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入手[1]，有的认为要从“基础、基层、基本”等环节着力[2]，有的学者注意到不同阶段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应该有所不同[3]，有的学者强调要从“三全育人”角度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4]，卢德生等人认为要建立体现文化认同的课程体系、促进族际互动的交往体系、彰显理念精神的“物质家园”体系和固化价值标准的评价体系[5]，胡平等人从物理空间、人际空间、知识空间、体验空间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空间生产问题[6]，李静强调高校教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认为要从外源型路径、内拓型路径、内推型路径三个维度提升他们的素质[7]。这些研究有的强调宏观的意识形态教育，有的强调中观的环境条件创设，有的强调微观的个体努力，但是缺乏能够统整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系统性分析。钱民辉教授提出的“意识三态观”涉及宏观意识形态、中观意识生态和微观意识心态三个层面，是一个研究民族教育问题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问题的整体的、结构化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框架[8-9]。本文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来研究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现存问题和解决之策。 一、“三态共建”：民族地区学校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种基本路径 (一)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意识形态教育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从理性层面影响人的行为取向，决定着学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目的选择，并最终决定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关乎社会的团结稳定。马克思主义向来高度重视思想意识工作，把群众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作为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0]。意识形态教育具有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特点，这样才能保证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保证文化多样化时代我国思想领域的一致性，保证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学校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学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途径，包括新闻宣传、政治学习、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文艺宣传等。新闻宣传具有及时性的特点，信息化时代新闻宣传的及时性特点更加明显，可以随时发布，即时发送到目标用户的客户端。政治学习主要面向党员、团员、干部职工，及时把党的最新政策方针传达给他们，指引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教学工作和其他工作，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提供最新的内容。政治学习包括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两种方式。教师通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再把自己从政治学习中领悟了的内容传达给学生。政治学习质量的高低，决定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质量的高低。思政课程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以及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11]课程思政教师要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12]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对师生进行思想意识形态教育。与新闻宣传、政治学习、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等相比，文艺宣传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生动活泼，润物无声。学校要注意不同意识形态教育的优点和缺点，发挥好它们各自的作用，把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做实做好。 此外，民族地区学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切民族工作的主线”的深刻内涵，不能只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形态教育展开工作，还要认识到民族地区学校的一切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都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服务的，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致力于做好学校的一切意识形态工作。 (二)结构互嵌、多元共生的意识生态建设 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对人类从自然而然的传统共同体向基于身份认同的现代共同体演化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人类最小、最基本的共同体是家庭，其次是村庄，或者古希腊那种以岛屿为本体的城邦。这样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它“没有任何批判、反思或实验的动力”[13](P7)。它存在的条件是它的独特性、自给自足和小等特点。独特性是指能够把“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清楚地分开，这就意味着它必然是封闭的，自给自足保证了它能够与外界基本隔绝，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而“小”则意味着共同体内部成员能够有着全面而经常的交流[13](P8)。这样的共同体基于滕尼斯所说的自然而然的“共同理解”，而不是建立在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共识”[13](P10)。罗森伯格把这样的共同体看作是一个“温馨圈子”(warm circle)，一个人们天真地、不带感情的生活于其中的和睦状态[13](P5)。但是机械运输方式的出现，信息传播方式的进步，引起了传统共同体的日益解体，“一旦内部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变得比内部人的相互交流更为频繁，并且承负着更多的意义与压力，那么这种共同性也就会消失”。[13](PP.9—10)在这一历史变革面前，身份认同应运而生，“民族”被建构出来，以便为其成员提供一种类似传统共同体的确定性和依靠感。不过，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不可能像传统共同体成员那样有全面而经常的交流。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那样：“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14](P6)因此，民族共同体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性正是它相比传统共同体的脆弱性所在，但是也正因为想象，共同体才能从村庄走向更大的广阔范围，把可能从未谋面的成员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拥有传统共同体所不可能具备的超强动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