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21)04-0068-08 2020年11月，国家决胜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2021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1]。为适应这一宏观政策语境变化，教育扶贫要积极对接教育促进乡村振兴。全面脱贫后教育在促进农村发展中如何发力？充分认识到教育在促进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挖掘教育扶贫对接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与找准教育扶贫对接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是新发展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一、教育在促进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扶贫从侧重提供物质条件的扶贫模式向多维度的扶贫模式转变。单一的大规模“输血式”的扶贫模式已不再适合新发展阶段的农村发展需求。同时回溯扶贫实践的历程及成效，输血式扶贫的主要逻辑是通过直接给予解决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是一种帮扶主体难以撤退型的扶贫模式，扶贫对象具有潜在的返贫风险。贫困的本质是人口的素质竞争劣势，尤其是在新发展阶段，随着就业市场不断完善和政府对相对贫困人口的政策支持不断系统化，个体的素质竞争劣势将是相对贫困产生的更关键的因素。教育可以通过提升贫困人口素质，分流农村人口，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输血式扶贫是持续投入型扶贫 “输血式扶贫”以政府作为主要帮扶主体，通过补给生活必需品与补充基本生产资料救助贫困人口。“输血式扶贫”的有效性依赖于外部帮扶的持续性，是一种持续投入型的扶贫模式。“输血式扶贫”在我国扶贫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我国贫困特征的逐渐变化，以帮扶主体持续投入为主要特征的“输血式扶贫”的弊端在我国扶贫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输血式扶贫”难以在贫困群体中生成自主脱贫的动力，通过“输血式扶贫”脱贫的人口存在潜在的返贫风险。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扶贫实践历程可以分阶段分析①，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1986年起，我国开启“开发式”的扶贫模式，即“造血式扶贫”，通过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环境、提升贫困地区生产效率以及激发贫困人口主动脱贫动力与行动力，以期达到帮扶主体可撤退的扶贫效果。但“造血式扶贫”的一些举措存在决策层面缺少贫困人口参与、项目强制实施、贫困人口被动接受等问题[2]。虽然“造血式扶贫”是以项目开发等方式提升农业农村劳动生产率，但在现实中也存在直接给予式项目援助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仍有“输血式扶贫”的痕迹。“输血式扶贫”之所以被大规模扶贫工作所偏好，与其特质息息相关。相对来讲，“输血式扶贫”更具有操作性，执行成本比较低，也更容易短期见效与直接见效。这比较契合极度贫困人口，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极度贫困人口。但如果从发展角度切入思考扶贫问题，不论是从理论视角还是实践领域，“输血式扶贫”作为一种持续投入型扶贫的弊端都会逐渐显现出来，其核心弊端在于“输血式扶贫”具有潜在的返贫风险。 “输血式扶贫”能否作为扶贫的理想模式一度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实际上“输血式扶贫”是否理想应基于现实中贫困处于哪一阶段来推断。杰弗里·萨克斯认为有“贫困陷阱”的存在，外来资金援助能打破这一循环，从而启动一种良性循环②，这或许能给早期“输血式扶贫”效用比较高一个理论解释。但是，当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与生产资料得到保障时，在动力层面，贫困人口会产生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心理需要，会产生技术能力、决策能力相对匮乏与追求更高生活质量之间的不平衡感。有研究指出，“输血式扶贫”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一扶贫契机与反贫困文化的生长点，反而通过直接的物资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3]，这会强化贫困人口“等、靠、要”等意向的生长，不能根本性地降低贫困发生率。在“输血式扶贫”模式中，扶贫主体只能被动选择持续投入型扶贫行动。 (二)贫困的本质是素质竞争劣势 扶贫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前提是扶贫主体与贫困人口对贫困本质的准确认识。贫困的主要表现是贫困人口在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社会资源的竞争直接指向人口素质的竞争，因此贫困的本质应是贫困人口的素质竞争劣势。早在1960年舒尔茨便提出“如果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不可能有现代农业的成效和现代工业的丰富性”[4]。国内也有研究表明，在贫困与较低的人口素质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其他经济环境恶化、经济机会不平等等外部致贫因子则强化了这种循环[5]。尤其是落实了异地搬迁、体制改革等扶贫利好政策后，外部致贫因子逐渐弱化，人口素质竞争劣势致贫将成为贫困发生的主要逻辑。 在小农经济中形成的体现贫困本质特征的素质竞争劣势包括以下部分：(1)低动力。贫困人口的发展动力指利用其生产资料、知识技能与社会资本等主动提升生产效率进而脱离贫困状态的内在驱动力。贫困人口在目标上往往追求温饱与浅层次需求满足，缺乏超出日常生活节奏与能力范围的挑战性目标，从而处于低动力状态。而低动力也为贫困人口其他维度的素质竞争劣势定下确然性基调。(2)低行动力。农民依据时节种植、依据日升日落作息等劳动时间规律都在表明农民对自然的依赖，这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增加了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与收益差的消极认同，因此贫困人口总是表现出低行动力。(3)低学习力。学习力此处特指使用文字进行学习的能力。乡村社会是老人社会，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须不断累积，只需老式保存[6]。农耕技能、日常生产生活经验、习俗文化等主要是通过田野劳动、日常生活场景与仪式现场的参与式体验传递，因此贫困人口学习力低下。(4)低掌控感。贫困人口往往对宏观历史与横向空间的政策走向与经验没有兴趣。当宏观世界发生变化时，贫困人口往往无法融入；当外部宏观世界带动其生产生活发生改变时，贫困人口往往产生疏离感，难以形成对自己所处时空的掌控感，进而自我设限，不做新的尝试。(5)低决策力。贫困人口决策的沉没成本、机会成本与风险成本等较高，决策失误的影响相对更大，进行决策时往往更加需要决策智慧。但是贫困人口往往因为信息渠道闭塞、低学习力与低掌控感决策力比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