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师的内在改变与外在支持

作 者:

作者简介:
卢乃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操太圣,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博士学位候选人(香港沙田)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近些年来教育改革的脉路及遇到的困境,揭示了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内在改变问题,探讨了在大学与中小学结成协作伙伴关系的改革实践中,教师改变的可能性及其范式的转移。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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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国政府都程度不同地将改革重点从过去的体制变革转到课程与教学改革上来。在这一改革浪潮中,作为具体实践者的教师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或被认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而被寄予高度的期望,或被视为改革的障碍而被要求自我改造。但无论如何,教师要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旧有的观念与行为,以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已不可避免。

      一、学校改革及其困境

      在现代求新求变的社会环境里,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教育改革计划,希望藉此改进学校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成就,最终建立起本国庞大的人才库,以确保在全球化市场中有较强的竞争力。如美国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就前后经历了三次教育改革浪潮的洗礼。(注:第一次改革重点在集权、提高标准、推广考试和批评教师质素;第二次改革强调分权、教师的赋权增能、校本管理和择校;第三次改革关注系统化的学校结构重整。Saban.A.(1997).Emerging themes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refor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form,6(3),349-356.)同样,几乎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举起教育改革的大旗,都将教育改革和学校改进纳入政府优先考虑的议程。

      就学校教育而言,要求其进行全面改革的呼吁不绝于耳。人们或者批评现行公共教育系统过时了,认为教师与学生在学校中的生活方式及其在课堂上的互动模式与百年前并无本质区别,学校完全在利用“现代”的内容和方式处理“后现代”的挑战,因而注定未能培养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增值”人才(注:根据Henry Levin的研究,高增值人才至少具有以下12种能力,即主动性、合作性、能在团体中工作、朋辈间培训、检讨、推理、解决问题、做决定、获取和使用资料、计划、学习能力、掌握多元文化的能力。Levin H.(1998)Educ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change.Educational Policy Studies Series:Occasional Paper No.15.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或具有“兼容性”的新型人才(注:卢乃桂.信息社会的人才要求[J].教育研究,2000,(11).)。或者提出要用私立学校、学券以及完全自由的选择制度来作为公立教育体制的重要补充甚至替代。当然,是否一定要追求彻底的替代性变革,仍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学校都不可能一如既往地自我封闭,固守早已被科技、社会变革及其产生的巨大压力所冲破的领地。相反,学校若希望促进未来教育的发展,就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周围世界的繁杂、艰难和迅速变迁的现实,进而作出自身的调整和改革。

      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学校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关注组织变迁、学校自我评估以及个别学校与教师对变革的归属感;第二阶段自90年代始,尝试将学校效能与学校改革这两个不同的关注点合并起来考虑;目前进行的第三阶段则更加关注具体教育情境,关注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由此可见,人们对学校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发生了位移,开始从过去对体制等外在因素的强调转到对课程教学等教育核心因素的关注。

      虽然教育改革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由于教育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和高度复杂性,其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理想中的改革成效很难轻易见到。换言之,虽然各种类型和名目的教育改革计划不断登台亮相,并在瞬间引人注目,然最终总是归于沉寂。如一项研究指出,各种关于教育、教与学的陈旧态度在改革之后依然根深蒂固,年级制度、分科教学、固定课表以及科层管理结构等“学校教育的基本元素”也未因此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注:Tyack,D.& Tobin,W.(1994)The grammar of schooling:Why has it been so bard to change?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31(3):453-479.)个别学校虽一度表现出色,显示出改革的巨大功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革的能量逐渐“损耗”,最终总是回归当初,与其他传统学校并无二致。(注:Fink,D.(2000).Good schools/real schools:why school reform doesn't last.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即使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却根本无法推广,始终不能在“规模”上突破。有人在总结前两个阶段的学校改进成效时也指出,这些改革“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对学生成就产生的影响远不如预期。(注:Hopkins,D.& Reynolds,D.(2001).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school improvement:towards the third age.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7(4),459-475.)

      造成改革困境的原因很复杂,难以一一描述,但改革策略的缺失无疑是其关键性问题之一。过去30年来影响最大的教育改革策略包括以下4类:(1)整理部件(fix the parts),即关注课程革新和/或教学方法的实施;(2)整理人员,突出教师专业发展;(3)整理学校,强调学校自我解决问题之能量的发展;(4)管理系统,要求整个教育系统不同门类和层次之角色、规则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注:Sashkin,M.& Egermeier,J.(1993).School Change Models and Processes: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理想的模式自然是关注各层面的连贯性和连接性,将学校改进作为一项有机的整体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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