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21)06-0046-09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世界性社会思潮，在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互联网兴起后，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主义新的发展温床，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隐匿性等特点放大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滋生了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关系、外交政策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潜在的危害。因而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进行深入分析，予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主义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国内外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是民族主义的定义至今仍需进一步廓清。民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归属和忠诚观念，以及由此为维护和扩大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从词源溯源来看，“民族”一词在早期的历史演变中源自拉丁语的natio(出生、出身)，虽然最初这一概念具有贬义色彩，但从1274年的里昂教会会议起，“民族”初步具备了作为意见共同体的全新内涵[1]。在此基础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最初是在16世纪出现在英国都铎王朝新贵族统治的时代，当时原有的世界观与实际经验发生了矛盾，在同教会会议所谓的“精英”相对的意义上，“民族”被用来指英格兰的全体居民，由此开启了有据可查的民族主义时代。因此，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意识，是一个关于现实的意向。这个现实基本上是世俗的，其中最重要的现象是现实的人群和他们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被设想为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逐渐成为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社会，最终被重新界定、建构成为现在的民族国家。从内涵来讲，民族主义定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其维护的对象即民族。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主义维护的对象是以主权为基础、共享国家政体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这种民族主义被称为国家民族主义。从族群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主义维护的对象是特定的族群，强调对该族群的特殊文化或信仰观念的忠诚与热爱，被称为族群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无论是哪一种民族，就民族成员的个体而言，都可被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从外延来讲，民族主义不仅停留在某种社会情绪、政治情感、文化情结上，还可以建构为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对共同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形成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发端于近代欧洲，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散布到整个世界，有力地推动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 由于民族被定义为由平等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身份认同出自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因此这种具有涵盖性的认同显然不同于在历史上被它取代的那种被宗教所确认的等级认同，民族认同因此也增添了新的维度，即维护共同的生存经验的尊严。可以说，在民族主义产生之前，人类绝大多数的生存经验并不包含这种价值性的尊严维度，但在这一体验产生之后，人们就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放弃它[4]。因为个体的尊严来源于这种民族成员身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们对于自己民族的集体尊严、对于民族声望、对于一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地位都投入了太多的东西。这就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天生具有竞争性的意识。在特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来源于“民族”中的成员资格，“民族”这个广泛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均分享了这一民族出众、精英的特性，这就使得同一民族不同阶层的群体在本质上被视为是同质的，而地位和阶层的划分仅仅被看作表面上的差别。这一原则是各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人们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视为同一普遍现象的不同表现的理论依据。 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民族认同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跨国进程和本土发展相伴生的过程，仅仅是概念上的可取之处，并不能激发某个民族“采纳外国模式”的念头，这就导致不同民族在建构身份认同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各具差异。在民族主义兴起和传播的过程中，媒介对于塑造共同体形象、帮助民族成员构筑想象共同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就同印刷时代的到来和兴盛密切相关：通过报刊这一重要媒介，民族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国家的地理边界和概念外延也在地图印刷品的广泛流传中得到了清楚的确定。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通过大量办报宣传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消解了清廷的统治合法性，在知识群体中有效动员了革命力量，为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从印刷时代到影像时代这个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电影、电视等媒介及其产品能更加直观地反映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现实利益、危机挑战等，其受众对象由知识分子拓展到普通民众。与印刷品媒介不同的是，影像媒介对民族主义传播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无论是抗战电影对民众的动员，还是现今抗日题材的“神剧”被电视观众广为接受，乃至中美关系逆转中抗美援朝电影的热映，都起到了唤起民众意识、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作用。从影像时代进一步发展到网络时代，民族主义传播的媒介环境再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作为虚拟空间承载平台的互联网成为各种传播方式的集合，文字、图像、语音、影像都可以在互联网中找到传播途径，以对应不同受众的不同精神需要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介本身展现出惊人的发展迭代速度，从网页时代、虚拟公共空间，再到移动App时代，互联网内容的传播更为便捷，虚拟空间中的全球化、去中心化、多对多网状传播等特点更加泛化。可以说，互联网为民族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广泛传播、发挥影响提供了全新的传播场域和媒介载体，由此形成了网络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