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及其理念的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志军,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南京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每一种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都是具有实践指向性的,其中治理理念作为治理方式的根据尤其值得进一步追问和反思。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以配第和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增强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指针,进而把国力的增强等同于人民福祉的增加,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两者发生了分裂。进一步而言,黑格尔在把握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弊端的基础上,以国家为“绝对精神”来统领市民社会,重建社会秩序,但是马克思指明了这种国家理念的虚幻性,并将其置于现代经济社会中来理解,揭示了现代国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本质关联。本文通过以上考察及反思认为,从外在目的转向内在目的、从单纯追求国力的增强转向使人民的福祉得以实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精神。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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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1;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1)06-0055-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06.007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摆在我们国家面前的一个时代任务和重要课题。同时,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构成了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思想任务。对于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人们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将其拆解成三个概念,即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其再组合起来。我认为这种拆解性的分析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把握了这一概念。一方面,对国家的理解往往是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国家只有在国家治理方式之中才能被把握。因为国家治理关涉的是对国家目标(理念)、国家体系(机制)的实施,最后都要转化为国家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仅谈国家治理只具有知识论的意义,而不具有实践的意义,因而当我们谈国家治理的时候,往往指向的是国家治理的理念,即现代化。如果把治理理解为统治、管理、处理的话①,古代国家早有国家治理,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则不同,它所追求的是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其目标在于善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事实上都是具有实践指向性的,而其治理理念作为治理方式的根据,尤其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和反思。

      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所表明的那样,当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国家的时候,现实的国家依然存在,当黑格尔把国家哲学的存在等同于现实的国家存在的时候,它们却又是相悖的,继而如果说只有国家哲学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国家存在,那么每个公民也只有作为国家学哲学家才算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而这样的结果便是否定了现实的国家。于此,当现实的国家成为知识的对象时,在哲学中所扬弃的仅是国家学,而非现实的国家本身。②当然,马克思意在表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与现实国家之间的本质性矛盾,而并非否认真正的哲学本身对现实的国家所做的反思与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文并不打算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论述,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及其治理理念问题。其理由在于,当我们把国家和国家治理指向实践性的一端时,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和国家治理理念的把握便会显得更为实在和通达。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是市民社会问题,那么国家治理的理念及其方式便由市民社会的基本问题及其现代形式所决定。在理论上,这是从古典经济学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要力图把握的。故而,我们的论述便由此而展开。

      一、配第与斯密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理念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弗兰西斯·福山指出国家治理的三要素在于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③其中,国家能力被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要义,这是一种切实的见解。说它是切实的,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所有先进国家都把提高国家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对国家治理及其理念的把握之中。或者说近代以来在理论上试图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科学地把握,事实上即是肇始于以配第和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认配第是从人口、民族、国家和若干国家等实在和具体出发,最后从分析中得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和价值等,因而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而斯密则是采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直接从抽象范畴,如从劳动、分工、需要和交换价值等出发,由此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各种经济学体系,因而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于此,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这两种方法的联系与区别,而在于探讨这两位近代经济学家的国家治理及其理念,进而试图揭示国家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理念的现代意义及实践旨趣。

      与以往对配第的研究只指向他的经济学理论(如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和工资理论等)不同,在此,我们重点考察他的现代国家治理理论。众所周知,在《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从“英国怎样才能握有欧洲的霸权”入手,通过比较英国和法国、荷兰的国力,进而探讨了人口、领土、位置、产业和军事力量等要素对提升国力的具体影响,最后得出更多的货币积累是国力提高的基本指标的结论,从而形成了“国力比较论——国力增强论——财政论——产业振兴论——积累劳动雇佣论”的理论体系。显然,它“是从具体的整体(人口、领土等国力的条件)开始,推理到抽象的范畴(货币)的‘下向体系’,从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系逐渐变成理论范畴的设定。”④这就是17世纪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特征,即他们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出发,最后得出如分工、货币和价值等抽象范畴。在内田弘看来,配第的理论从人口、国家等整体出发,但仅终结于货币等抽象范畴,得出了财富就是货币的结论。也就是说,配第在抽象出货币积累之后,对于如何增强英国的国力并没有继续展开,似乎这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配第对国家治理的探讨。下面我们进一步探讨他的国家理论的现代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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