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迈向21世纪，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展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可能性也成为日益热门的话题。但我们看到，在经济、政治冲突仍然频繁不断的同时，文化因素和民族主义引发的种族和文化冲突也在不断增加，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也更加注重保持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性。因而，政治文化的研究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在国际政治关系中促进对各个国家的文化特征的理解，而且能加深对国内政治生活中社会整体凝聚力的认识。本文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政治文化的认识途径、政治文化的整体性特点和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探讨，以期建构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模式。 一、政治文化的认识途径 政治学界对政治文化现象的关注开始于1930年代，起因是当时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新学科影响下出现的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于1956年首先提出现代政治学理论中的政治文化概念，并且综合人类学中有关文化研究、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化和小团体研究以及心理学中有关个人性格研究等方面的成果，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国居民中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注：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中文版，第15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60年代之后， 以鲁西安·派伊（Lucian W.Pye）为代表的其他政治学家又在阿尔蒙德的基础上，对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分析，进一步发展成为研究政治文化的阿尔蒙德学派（Almond School）。 但由于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概念的解释过于简单、 抽象， 政治文化学术常被西方政治学界称作“简化论”（reductionism），并把这种学术看作政治学理论中一种“剩余的范畴”（residual category），只能用来解释其它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 近年来，政治文化问题虽然再度受到重视，但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依然缺乏一种理论的统摄。结果，对政治文化众说纷纭的解释，反而使这个概念的含义变得愈益抽象、模糊。 为了发挥政治文化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必须首先对政治文化进行一种理论上的建构。本文认为，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文化的认识途径、政治文化的含义特点和政治文化提供的研究方法。对于政治文化的认识途径，前人已经有过种种探索。其中最为合理的是强调政治文化的政治属性，即认识政治文化这样一种极为抽象概念的恰当途径，应该从其政治性着眼。正如政治经济学强调用政治的眼光看待经济一样，政治文化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这正是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之所在。作为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种主观领域，政治文化的价值在于把涉及人与人关系中范围最广泛的文化和代表一个社会权力关系的政治结合起来作为研究对象。在政治与文化相互结合的过程中，政治文化强调的是文化为政治所提供的环境作用。因为“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为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相互影响的场所，谈论文化就是以某种方式谈论政治和经济。”（注：维克多·海尔：《文化概念》，中文版，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所以，如果能首先确定那些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就能逐步把握政治文化的实质内涵。 强调政治性是认识政治文化的根本途径，也是由政治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所决定的。在社会生活中，文化所提供的环境作用是极其广泛的。但政治文化所重视的，是决定具体政治系统内在运行特点和动力的文化环境。这种与政治系统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密切联系的文化环境，对社会所采用的政治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正如当今世界上虽然许多国家采用的政治体制相同，但就其运行过程而言，这些具有相同名称的政治体制在各国国情影响下所形成的实际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所以，一国的国情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传统的一种连续性，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割断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即使在激烈的变革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依然会溶注在新的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中。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和文化形成一种结合，并由此形成一种对社会生活起主导作用的政治文化。 二、政治文化的整体性特点 政治文化在政治学理论中的重要价值，是它所体现的整体性特点。因为政治文化的政治性表明，构成政治文化的主要是那些至关重要并被公众广泛接受的与政治具有密切联系的信念和情感，由这些信念和情感所形成的“特定的倾向性模式”将从整体上规定政治运行过程的进程和形式。这就是说，“政治文化能够在特定的政治领域中建立结构体系和明确意义，就像文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建立一致性和整体性。”（注：Lucian W.Pye & Sidney Verba,edited,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8.） 总的来说，政治文化的整体性表现在认识范围和自身内容两个方面。在认识范围上，政治文化强调把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观察，以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者仅仅重视对政治体系中的个别方面所作的深入分析。这些个别方面通常是指正式的政治机构和制度、法律的制定方式、总统制或是议会制、司法的独立性等。而西方学者在有关现代民主体制的研究中，最感兴趣的主要是选举制度和选举机构。为了改变这种认识范围的局限，政治文化把注意力转向目前政治学研究所重视的政治的“基础本质”问题。其目的不是关注那些在政府中对决策发挥直接作用的个别因素，而是越过政治结构来关注影响人们在政治体制中行为方式的整体信念。 关于整体信念问题，派伊曾经指出，政治文化把一个社会中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揉合两者之间的分隔，因而确定了政治文化对代表政治体系的国家行为方式的影响作用（注：Lucian W.Pye & Sidney Verba,edited,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8.）。 格林斯坦（Fred I.Greenstein）和波尔斯比（Nelson W.Polsby）在《政治学手册》中，也把政治文化解释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标志和价值，是一个政治体系集体的历史和目前组成这个体系的所有个人生活历史的共同产物。它植根于公共事件和私人经历之中，体现为一个社会的中心政治价值。”（注：参见Fred I.Greenstein & Nelson W.Polsby,Hand Book ofPolitical Science,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这些解释说明，政治文化所具有的“同质性”就是一种深层结构的概括性。这种特性表现为“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个人人格特质和态度倾向的整体性与共同性，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周延性。”（注：胡佛：《政治文化的意涵与观察》，引自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第39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由此可见，所谓整体信念就是指政治文化把代表国家政治系统的政治信念看作一个整体，以国家的整体政治态度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把一个政治体系内的所有成员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政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家文化”，它涉及到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涉及的是国家和地区在权力结构上如何组合；对外涉及的是国际社会中国家权力的外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