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1)02-0003-15 一、问题呈现：人类对科技的爱恨情仇 18世纪以来，启蒙后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学术领域内的人文学者，无不忧心忡忡，狄尔泰(W.Dilthey)一直希望建立精神科学，挽狂澜于既倒，终必无法阻挡多数人文学科投向实证的社会科学怀抱。近两百年来，重要的哲学与人文传统，都无法回避此一挑战。1959年史诺(C.P.Snow)引发有名的科学、人文两大文化的论战，艾雪培(E.Ashby)即指出，这场类似专门化与博雅教育的争论，“专门化”几乎被看成科学与技术的代表，博雅教育则代表的是人文学的传统。当时的剑桥传统及大多数人文学者，仍然认为技术是非人性的、会摧毁心灵。艾雪培则提出技术人文主义，他的论证简单说来，就是科学在研究过程中是要消除人的价值判断，是为知识而知识；技术则不然，技术是要把科学应用到人的需求上。技术与人文主义是分不开的，他希望说服人们体会，文化包含科学与技术，技术正可以接通科学与人文。[1]套用当今的话语，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在执迷技术与反技术之间，艾雪培的反思，确有其合理性。不过，往后的发展，似乎未能符合艾雪培的期待，技术甚至于凌驾科学之上。利奥塔(J.-F.Lyotard)1979年的后现代知识报告书更正视到了“控制论”(cybernetics)、信息学(informatics)、远距控制(telematics)等程式语言的传递，任何无法用数字符码储存与流通的知识，都有淘汰的可能。相较于海德格尔(M.Heidegger)、胡塞尔(E.Husserl)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诸儒，利奥塔并未完全采取贬抑态度。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世界，教育哲学已经很难指引教育实践，在各式教学方法上，教育技术学(educational technology)的发展已沛然莫之能御。如“电脑辅助教学”(CAI)、“电脑本位教育”(CBE)、“电脑辅助学习”(CAL)、“电脑教学应用”(IAC)、“网际网路教学”(WBI)等，目不暇接。现今AI更被高唱入云，几乎大多数的教育学者都在各个阶段呼吁，要致力于教学科技与素养之提升，如工业(教育)2.0，3.0，4.0，云云。 教育哲学学者也一如哲学人文传统，堂吉诃德式地反思科技的教育意义。如包华士(C.A.Bowers)提醒当时所谓技术心智(technological mindset)已经悄悄浸染日常生活，也左右了各式教育改革与教学实践。[2]谢弗勒(I.Scheffler)对当时美国教室频频配备电脑的作为不以为然。[3]米契曼(C.Mitcham)认为当今科技哲学有两股趋势，其一是科技专家发展的工程科技哲学，倾向于乐观地看待科技利用厚生的淑世功能，人文取向的科技哲学则抱着警觉质疑的立场。[4]伊德(D.Ihde)从现象学的观点认为，人们通过科技参与体现(embodiment)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会有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希望科技透明，为人所用，一方面又希望科技能与人融为一体，成为人的一部分，强化人的主体。科技也同时具有扩增/缩减(magnification/reduction)的现象。[5]一方面，科技会放大、扩大、精确人们认知对象，但也会遮蔽另一些现象。电话看似可以远距联系，这扩增了人类认知，但远距传情的情，比之面对面的交流却被缩减。2000年以后，仍是摆荡于二者之间，有些学者认为在后现代全球化的趋势中，教育学应强化此一科技素养，结合当地社会运动，批判不合理现象串连国际，以促进社会正义的到来。[6]另有些学者虽然肯定电脑网络所形成的“电子文本”(electronic text)或“超文本”(hypertext)的资料库，不是任何传统教师的学养能够比拟，不过指出科技素养，不应只是熟悉上网流程、网页设计、文书处理，这些只是技巧，这些无法取代对知识的理解、批判。[7]2003年出版的Blackwell教育哲学手册，已经收录了信息与沟通技术反思之专题，学者提及对教育技术的六个反思面向：[8] 1.当知识信息化后，意味着什么？发生了何事？如过度重视表现的知识(performativity)是否影响了教学？宽频网络成就的超大图书馆对学习的影响，也改变了终身学习的意义。由之引起的数字落差的政治效应等。 2.信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专注。一方面，学生注意力无法像过去那么集中，另一方面，画面快速切换，也不利于沉思与专注。 3.网络界面的快速切换，视窗内的图像等，强化了特定视觉的感受性，却也忽略了其他类的认知感受方式。有些人变成“宅男”，终日与电脑为伍，衍生了新的人际互动问题。 4.一方面电脑体现了适性教学与个别差异，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学习进度。但是，电脑也是效率与品管的同义词，与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主义相互之间是否有冲突？ 5.网络所带动的沟通也改变了面对面的沟通，方便之余，是否引发新的问题？ 6.网络是否形塑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就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区分酒神、阿波罗神，赛博格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解构男性思考等，都饶富生趣，值得细究。 身为一名不谙数字科技以及半排斥科技的教育哲学工作者，笔者通过对这30年生活世界的观察，发现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的确很难带着浪漫的情怀否定现代科技。李政涛、罗艺更思考到了当今信息时代改变教育理论论述的可能。[9]笔者在本文中拟重新检视当代思想家对科技的哲思。笔者的观点也许不出前述哲学、教育哲学、科技哲学学者之看法，但希望透过重新阅读，也能提供新瓶旧酒香的一愚之见。笔者将先检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洞察，也重新阅读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M.Horkheimer)与阿多诺(T.W.Adorno)的经典《启蒙的辩证》，他们剖析对科学、技术或实证知识所隐含的心态或意识形态，代表的是对科技的不信任。另外，女性主义生物学者哈洛威(D.J.Haraway)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Manifesto for Cyborgs)，原来是从女性主义之立场，借着当今数字科技发展，重塑女性主体，尝试改变既定社会政治现貌的策略，今日却日益显现其科技主体转化政治经济现貌的积极意义，这也有别于大多数对科技持乐观态度的论述。在科技数位的世界，电影文本也早已穿梭期间，本文也将科幻电影纳入分析的文本。笔者也蓦然回首于祖宗们“正德”“利用”“厚生”的殷殷期勉，希望通过对这些文本的重新解读，对愈演愈烈的信息发展，提供来自哲学的反思，以提供教育工作者当下及未来对科技教育的宏观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