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2.011 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在于“文学性”，以此类推，绘画之所以为绘画在于“绘画性”、音乐之所以为音乐在于“音乐性”、舞蹈之所以为舞蹈在于“舞蹈性”、戏剧之所以为戏剧在于“戏剧性”、电影之所以为电影在于“电影性”以及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在于的“艺术性”，等等。由此可见，以对象之“性”所构成的概念及命题，既关系到对象性质及特征，又关涉对象存在及生存的本体性意义。因此，自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后，尽管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无疑引发各种艺术形式对其自身对象之“性”讨论的滥觞，不仅使之在现代语境中得以凸显与强化，而且以之进一步提高艺术、审美、文化自觉性。 文学批评的“批评性”问题也是如此，批评之所以为批评在于“批评性”。也就是说批评不仅需要以“批评性”来界定及定位，而且需要以“批评性”实现其功能作用及价值意义，更需要以“批评性”提升批评自觉性，深化拓展批评对批评自身的批评。韦勒克曾指出20世纪是“批评的时代”，[1]亦可谓批评自觉时代，“批评性”可谓批评自觉时代标志之一。尽管“批评性”问题在现代语境中得以凸显，但并非意味着空穴来风、从无到有，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及传统，或者说批评传统中拥有丰富的“批评性”资源，由此可谓水到渠成、顺势而发的结果。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传统中发掘与利用“批评性”资源，推动其现代转换及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现实价值与现代意义。 一、批评之道传统的“批评性”表达方式 中国古代历来就有“文以载道”传统，批评自然也不例外。历代文论批评不仅建构这一“文之道”传统，而且也形成“评之道”传统，即批评之道传统。所谓“批评之道”，一方面指批评之所以为批评的存在与生存之道，以揭示批评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指批评本体、本原、本源、本元之道，以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确立其根本魂与精气神；再一方面指批评依道论理、以道论文、以文贯道的遵循规律法则之道，以奠定批评的文道论理论及方法论基础，确立批评的核心价值取向及文学评价的价值导向。因此，批评之道正是“批评性”所在，抑或“批评性”通过批评之道表现出来。 其一，批评“文以明道”的“批评性”表达方式。先秦元典及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史哲思想渊源和理论根基，道家遵循“自然之道”可谓“天道”；儒家遵循“天人之道”可谓天道与人道交融，由此奠定“原道”本体论思想基础。《礼记·乐记》以《乐本》篇开启文艺本体论探讨，“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淮南子·原道训》遵循老庄之道开启“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2]之“原道”探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开启“文以原道”先河，“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一方面从天地万物视角揭示自然之道规律，“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另一方面从人文创造视角揭示人文之道规律，“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3]基于此，刘勰提出“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文以明道”观点。诚如刘勰在《序志》篇中对“原道”的定位为“本于道”，即文以道为本，亦即文之本体、本原、本源、本元等文学本体论问题探讨。此后，“原道”者络绎不绝，韩愈《原道》秉承古文运动宗旨意在探溯儒家博爱仁义之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而又经世致用之道，曰：“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4]“文以明道”也衍化为“文以载道”以及“文以体道”“文以本道”“文以贯道”等命题，宋明理学将“文以载道”推到极致，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王柏《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李汉曰：‘文者，贯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体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载道也。’而后精确不可易。”朱熹《朱子语类》：“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圣人之言，坦因易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5]如此等等，形成中国古代文论之文道论及“文以明道”传统。文之“原道”当然应该涵盖批评之“原道”，“文以明道”之文也当然应该涵盖文学批评之文，这不仅具有“原始以表末”的功能作用，而且具有“敷理以举统”的文之枢纽与纲举目张的意义。因此，批评“原道”不仅在于“文以明道”及“文以体道”“文以本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而且在于夯实批评之文的根本魂与精气神的本体性基础，从批评之道角度探讨契合批评之所以为批评的“批评性”意义。 其二，批评“文以明理”的“批评性”表达方式。批评作为文学评价活动及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理性、文理性、理论性，通过一定的评价标准、原则、规则、依据及理论分析、因果逻辑、判断推理、公平衡量以体现“批评性”。先秦评诗论乐的文艺观及批评观中“文以明理”初见端倪，儒家基于“天人之道”，实则将“天道”与“伦理”结合，将“道”转化为道之“理”，是为“道理”。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形成“孔孟之道”“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仁义之道”“礼乐之道”“孝悌之道”等道之理，其实均为偏向于“人道”“人伦”之理。此后儒家思想历经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更将“文以明理”系统化。一方面指“天理”，即天地自然、万事万物之物理与事理，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以顺应事物之理，带有一定的实用理性色彩；另一方面指“伦理”，即人际关系的人伦道理，着眼于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关系协调以顺应人道、人伦、人文之理，带有人文理性色彩；再一方面指“文理”，即“为文之用心”以及为文之文质、言意、章法、结构、脉络、逻辑、因果、论说之文理，立足于“文以明理”而将“立言”“立德”“立功”统一为一体，遵循为文规律及行文逻辑，带有思维理性色彩。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围绕“知音”构建批评理论体系，批评不仅为“知音”，而且为“知理”，即为不仅所知是什么，而且所知为什么，构建“知音”说批评之理体系。一是提出批评职责与原则之“平理”，“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既强调批评以理衡量评判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又强调批评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公理；二是提出批评主体心智之“照理”，“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说明批评之心与批评之理的紧密关系，实际上关涉主客体关系，即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理的契合；三是提出文本批评方式的“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四是提出批评“识照”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批评“识照”指认识、见识、鉴识，即以“博观”“圆该”“圆照”以积累知识、经验，才能做到“知音”“见异”“深识鉴奥”；五是提出批评“见异”说，“昔屈平有言，文质疎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知音不仅在于认同共鸣的普遍性，而且在于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差异性，由此体现出批评的主体性、独创性及批评个性。因此，刘勰“知音”“平理”“照理”“识照”“圆照”“博观”“见异”“深识”“鉴奥”等概念不仅突出“文以平理”的批评理性、理论性、学理性倾向，而且也正是批评之所以为批评的“批评性”所在及表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