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20)06-0124-06 就人性结构而言，人既具有超越意识、追求形而上等层面的至上性诉求，也具有世俗经验与形而下欲求等层面的至下性诉求。在其现实性上，这两者都是人性结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人性结构的本体论内涵，两者缺一不可，问题仅仅在于有时是超越性的神性意识居于主导地位，有时是世俗性的经验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可以偏重，但不能偏废，具体情况取决于特定的语境规定以及时代总体性的精神氛围。主要以大众文化形式呈现的文学消费主义表征了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就其基本价值取向而言，它因为代表某种平民化的立场而具有特定的时代合理性，又因为其所具有的商品属性被任意放纵而可能产生庸俗化的症候，以至遭人诟病，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学消费主义就分别持以上两种立场。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其实就指涉着这方面的内容。姑且不论具体争论的结论如何，仅就争论双方的立论依据与价值初衷而言，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都具有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只是基于当时特定的语境期待，世俗精神才显示了更优先的建构意义，文学消费主义之所以能滥觞于这个时期，其原因就在于此。很显然，文学消费主义对社会发展曾经起着积极的建构作用，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文学消费主义因为人们的误读和误用而出现了一种片面化的发展，导致了自我合法化的危机。就此而言，我们既要肯定其在特定语境中所具有的合理性，也要正视其可能招致的庸俗化与单向度状态，本文正是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形而上之殇进行某种辩证的批判。 一、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 消费主义的形而上之殇意味着人生严肃意识与理想主义的式微。社会责任感与自我使命意识的缺失，导致人性从一种道德高地后撤到一种随遇而安的游牧状态，一种犬儒主义的社会人生成为文学消费主义当代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文学消费主义不再表征神圣与严肃，而是成为怀疑一切、得过且过、无聊人生的代名词。一种唯商品化为特征的解构性后现代文化形态，也即文学消费主义，发展成为犬儒主义的现实表征。在这样的文学表意中，“生命的意义和文本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从此，后现代文化与美学浸渍了无所不在的商品意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在此归于失效，商品禀有一种新型的审美特征，而文化则贴上了商品的标签”。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于建构世俗社会、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需要，文学消费主义兴起。这对于精英意识的解构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一俟商品经济与市场原则成为一种宰制性的力量之后，文学消费主义仍然保持着一种肆虐泛滥的发展态势，这在社会生活中势必造成超越意识、神性意识与形而上意识的不足，世俗意识、物欲诉求与形而下意识则出现过剩状态，从而导致文学消费主义陷入一种纯粹解构的消极状态，这也是它为人诟病的深层原因所在。 王朔的小说以及其他一些市民化的叙事话语鲜明地表征了这种创作倾向。就这些叙事来说，其写作姿态和价值初衷显然是为了弘扬一种适当的世俗化，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则有意无意地逾越了这一界限而或多或少地沾染了犬儒主义的意味，“摆开阵势、目标明确并乐此不疲地对崇高加以抨击、嘲弄的大概是王朔。以他特有的方式(王朔式的调侃)而将其于瞬息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地就瓦解掉了。但由于他过于‘明火执仗’，过于工于这一方面的心计，加之有点漫画化，使许多人不能接受他的作品，甚而有贵族化者耻于阅读他的作品，更不肯去认同他”。②很显然，历史记忆的痛楚体验使得王朔时刻在其创作中保持着一份对于伪崇高现象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警觉。从一种严格限定的解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对于特定崇高方式与特定知识分子意识的解构并不能导向一种对崇高本身和知识分子本身的拒斥。王朔的失当之处就在于从对特设性的解构一步步走向了对任何崇高现象与知识分子本身的不信任和消解，其后果就是从一种革命性的解构日益滑落为一种为解构而解构甚至是一种恶意和不负责任的解构。他对于严肃的社会人生、作家身份、创作使命毫无原则的解构在很大程度上就表征了一种这样的症候，也就是说，王朔的小说是通过解构严肃文学及其价值内涵来取悦大众的。在一种价值真空的状态下，王朔的很多小说主要不是致力于形成某种新的社会人生价值坐标，而是利用这种真空状态肆意进行调侃和挖苦，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强化了社会的进一步价值失范状态。所谓的“顽主”形象及其所作所为就潜在地表露着王朔创作的犬儒主义痕迹，“一点正经没有”“我是流氓我怕谁”“千万别把我当人”等口号式的宣言直接刻画了一组玩世不恭且又随波逐流的“痞子”群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玩的就是心跳》《给我顶住》《橡皮人》《我是你爸爸》《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等小说所塑造的张明、石岜、方言、关山平、倒爷、马林生、于观、杨重、马青、吴胖子等构成了王朔小说的“顽主”系列形象。作为理想式微、人生无聊、得过且过、及时行乐而又怀疑一切的犬儒主义镜像，这种“顽主”形象及其所作所为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我悖谬与自我消解的两难境地。《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在违法犯罪的同时又积极参加法律知识的函授学习；《浮出海面》中的石岜因为好逸恶劳而变成四处闲逛的无业游民，但他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的无所事事感到一丝耻辱，反而自我调侃地认为：“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将自己的无所事事提高到一种为国分忧的高度；《顽主》中所谓的“三T”公司并不致力于严肃的实业经营与社会服务，而只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与其说这些“顽主”是在干着正经营生，不如说他们是将那种严肃的社会事务降格为游戏娱乐以发泄他们内心的失衡感与无奈感。备受尊崇的文学与知识分子也在这种调侃一切、怀疑一切的语境中受到了犬儒主义价值观与游戏化生活方式的无情奚落。在犬儒主义的视野中，知识分子启蒙者、作家身份与文学创作那种严肃的人生立法功能与使命意识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他们的冷嘲热讽和浅薄玩笑。当父辈用传统的历史责任和英雄事迹来教育这些“顽主”，以期为他们建构一种严肃的社会人生与价值理念时，他们却以一种玩世不恭和游戏反讽的态度来为自己辩护。如于观对于父亲类似责备的反击是：“非得让我说自个是混蛋，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顾你的眼？我也没去杀人放火，上街游行，我乖乖地招谁惹谁了？非得绷着块儿坚挺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吗？我不就庸俗点吗？”不难看出，于观们立意“弑父”的目的并非为了某种严肃的社会人生，而只是出于解除历史责任和社会使命以便使自己可以任意妄为的考量。对此，有分析认为，王朔笔下的这类人“对于未来，有一种如同对于消失的过去一样的悲哀和无奈，而潜藏于心的优越意识和等级观念又使他们背负沉重，难以迈开向现实发展和挑战的步伐。于是他们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理想的位置所在，也找不到生活的前途和方向，但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像平常人一样的生活。于是他们只有借沉迷于对过去的回忆或者借讽喻现实和放纵现实以缓解自己心灵的紧张和痛苦”。③应该说，在文学消费主义极性发展的语境中，这种犬儒主义已经成为很多消费性文本的主要意义框架和价值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