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政治视角看当代中国体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洋,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秦子忠,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秦子忠,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从儒家政治的角度给出当代中国体制的一个理想原型。儒家政治的起点是儒家人性论。不同于建立在自利人基础上的西方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具有多样性、流变性与可塑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儒家政治因此具有层级性,每个层级都需要相应的资质相匹配,因而也具有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性质。另一方面从儒家的人本主义出发,也可以构建人民主权。当代中国体制符合儒家政治的关键性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政治哲学基础。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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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1)01-0015-09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冷战铁幕被撕开。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很快以胜利者的姿态向世界宣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主义民主。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没有如福山设想的那样迅速收敛到自由主义民主。转型后的前苏联和中东欧各国出现严重的分化,俄国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重返威权政治,排外和新纳粹主义在一些中东欧国家找到市场;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始终没有摆脱裙带政治的羁绊;而处于自由主义民主核心地带的美国和西欧,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成为政治常态,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更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提出毋庸置疑的挑战。在世界的另一侧,中国却逆势而上,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普通中国人享有的收入超越85%的地球居民,所享有的自由空间也空前扩大。中国的奇迹在于中国政府采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如高储蓄、高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这之所以是一个奇迹,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早已存在几十年的时间,但真正能够采纳这些药方的国家(地区)寥寥无几。①要认识其原因,就要研究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即什么样的政府能够采纳有效的经济政策。中国政府的成功说明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成功的,而这个成功,对西方普遍认可的主流国家治理模式——自由主义民主——提出了挑战。如何回应这个挑战,是世界上任何严肃的政治和经济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所有国家都需要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合理化辩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和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显著不同的特征,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治理方面的成就呼唤国内学者构建新的理论叙事,为中国当代政治体制找到恰当的理论支点。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就聚焦在这个任务上。然而,多数学者的工作仍然停留在描述当代中国体制的绩效上面;就理论而言,也仅仅停留在用绩效来证明当代中国体制的正当性这个层次,而没有能够从正面给出一个足以支撑当代中国体制的政治哲学体系。本文是打破这个僵局的第一个尝试,目的就是为当代中国体制构建一个理想原型。所谓理想原型,是指政治制度理想中应有的样子。自由主义民主是当代西方政治的理想原型,它的核心是基于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平等主义三大理念的自由主义哲学,而建立在这三大理念之上的政治制度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制度。但在现实中,西方各国的政治离这个理想原型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距离,而在模仿西方政治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实践更是严重走样。然而,自由主义民主这个理想原型仍然是有用的,因为它为民主提供了哲学的合法性,并为实践中的民主指明了完善的方向。同样的道理,我们希冀构建的理想原型并不全面折射在当代中国体制上,但足以为当代中国体制提供哲学合法性,同时也为它指明今后的改进方向。

       那么,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哲学基础在哪里?它的理想原型应该是什么样子?本文从儒家政治的角度给出一个理想原型。本文所构建的儒家政治,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建立在自利人基础上的西方人性论,儒家人性论植根于对人性的经验主义观察,即人生而不同,而人的成就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以及环境的作用,因而人性具有多样性、流变性与可塑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模式因此具有层级性,每个层级都需要相应的资质(贤能性)相匹配,因而这个模式也具有竞争性和选贤任能的性质。另一方面,从儒家的人本主义出发,我们也可以构建人民主权。儒家政治与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承认抽象的政治平等,而只承认资质基础上的政治平等。但是,儒家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其他原则,如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是可以相容的。

       一、西式民主政治理论的缺陷

       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是霍布斯的《利维坦》。②根据他的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自利的,具有一些自然权利,包括对周围物质的占有权和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斗。为了维护和平,人们就应该设立一个契约,自动放弃一部分自然权利,把社会的管理权交给一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这就是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完成于光荣革命之后,他的目标是为新生的政治形态辩护。他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自由主义政府理论。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修改了霍布斯说的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都遵从自然法的指导,因而不会陷入人与人斗的“霍布斯丛林”。自然状态的唯一不确定性是每个人对自然法的理解可能不同,公民社会因而需要政府。与霍布斯不同,洛克认识到,政府是由人组成的,如果认为公民会赋予政府无限的权力,就好比说“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搅扰,却甘愿被狮子所吞食,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③对政府公权力的限制,是自由主义政府的最主要原则。然而,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在英国的现实中是有限度的,仅限于拥有一定财产的精英人士。这一状况直到工业革命导致城市无产阶级产生之后才有了改变。欧洲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倒塌的历史,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政府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之间较量的历史。

       自由主义政府的理论基础是霍布斯的自利人假设,这个假设是西方民主政治框架内永久冲突的现实根源,也预示着妥协的不稳定性,即自利最大化导致的人际冲突不能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完全得以解决。这是19世纪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原因。马克思把这个冲突归咎于阶级冲突,因而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消灭阶级。但是,要实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就必须有超越了自利人狭隘视域的、高度觉悟了的人。“高度觉悟了的人”是否真的存在?尽管自由主义的自利人假设并不是对人性的完整描述,但完全否认人的自利倾向肯定是不对的。这就难怪自由主义政府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之较量最终以柏林墙的倒塌而告终结。中国没有陷入苏式社会主义的命运,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及时回归中国传统,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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