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学科恢复重建以来，我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国内政治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前一度与国外学术进展相阻隔，中国学者并没有及时地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如何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的学术成果，成为推动我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形式。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源于方法论的突破性革新。西方政治学界在二战后相继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和理性选择革命，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发生了重大转变，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水平显著提升。当我国政治学界开始“补课”的时候，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在西方兴起。与以往的情形不同，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同步性逐渐增强，国外的学术争论可以很快地传递到国内，怀有本土问题意识的中国学者开始参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对话讨论。政治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在于方法论研究成为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为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有必要从方法论范式变迁的视角检讨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模式与路径，在梳理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贡献。 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传统资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分析在西方政治学界得到全面复兴，这被视为继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之后的“政治科学的制度革命”。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重新界定了制度的含义与构成，从制度与行为互动的视角广泛地分析了立法程序、政策过程、体制转型、国际联盟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对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制度主义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西方传统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是其兴起的思想资源。彼得斯认为：“政治学的根基在于研究制度。”③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政体类型、宪法结构等典型的制度问题是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开始思考城邦的制度形态及其演化规律，并系统地比较研究了希腊地区的一百多个城邦政体。美国政治学家艾萨克指出：“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描述、比较各种制度上”。④而西塞罗等古罗马思想家对宪法结构和混合政体的探索，同样成为西方制度研究传统的重要内容。美国学者阿普特甚至认为：“制度主义最初源自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然后从古代发展到自然法与实证主义这些启蒙学说。”⑤到了近代，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延续了制度分析的传统，他们或论证了宪政制度的契约过程，或宣示了民主制度的主权基础，或提出了制度平衡的分权原则。虽然这些思想家存在不同的政体偏好，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政治思考的根基在于制度分析与制度设计”。⑥ 以上是现代政治学兴起以前的制度分析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研究逐步从历史学和哲学研究中分化出来，开始拥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形成了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相对称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具体代表人物包括德国的卡尔·施密特、英国的艾弗·詹宁斯、美国的卡尔·弗里德里克等研究者。⑦旧制度主义成为当时大多数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它集中关注政府的正式制度或宪法文本，研究工作“围绕着国家、主权、联邦制和立宪政体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的讨论而展开”。⑧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时期既是西方民族国家建构深入发展的时期，也是自然科学高速发展的时期。研究者开始尝试借鉴自然科学的原则考察自由民主制度。美国学者沃尔多指出，早期研究者“都倾向于信奉共同的科学主义。那就是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印象深刻”。⑨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般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描述宏观制度框架的整体运行机制，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异同，对比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利弊。彼得斯将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具体特点表述为：法规主义，关注法规和法规在治理中的中心地位；结构主义，声明结构的重要性，结构决定行为；整体主义，重视正式法规分析促使其对整个政治系统进行比较；历史维度，关注当代的政治系统是如何嵌入在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现实中；规范分析，将有关政治的描述性陈述与对“好政府”的关注联系在一起。⑩ 从历史回顾中可以发现，西方政治学制度分析的历史传统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小传统，一是现代政治学兴起之前的制度分析传统，另一是现代政治学兴起之后的制度分析传统。在第一个传统中，政治思考的伦理规范色彩十分浓重，政治思想家和制度理论家的身份往往合而为一，政治制度被视为政治价值的凝结。在第二个制度分析传统中，政治思考同样显示出规范性色彩，研究者倾向于支持建立结构合理、运转有效的民主国家。但它开始接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科学主义已经成为政治学发展的目标。艾萨克把旧制度主义称作“传统的政治科学”，在此期间，制度分析与历史分析、法律分析融为一体。(11)“传统的政治科学”的提法已经包含两层含义：旧制度主义的科学性程度不高，它与彻底贯彻科学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尚有一段距离；旧制度主义已经迈入现代政治科学的门槛，虽然它的研究方法比较粗疏。旧制度主义的传统性还表现在学科自我定位的矛盾，难以协调“科学使命”与“教导公民”之间的冲突。旧制度主义已经接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它倾向于通过科学的形式研究政治现象、总结政治规律。另一方面，旧制度主义仍旧无法褪去古典政治学以来的历史痕迹，将政治学研究视为一项公共事业，支持和完善自由民主政体的发展。其中纠结的困境在于：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应该摆脱伦理价值的束缚，而作为一项事业的政治学又必须坚守公共价值。(12)旧制度主义的科学抱负和超科学使命之间的紧张，最终以行为主义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