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曾对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区分。他说，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生产；政治学关注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分配；伦理学则关心所分配的利益是否公正，其支点是价值的评估。这种区分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它确实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政治事关利益的分配，对社会价值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中的配置起着重要作用。 人们往往首先注意到国家制度对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增长的重要意义，并以此来判定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这无疑是极有道理的。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政府享有足够的权威，同时公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一个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的物质利益才能正常地增长。而绝大多数公民真正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自由，那么，就能调动他们生产物质利益的积极性和进行科学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最终也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除了是否有利于物质利益的增长之外，判断政治制度的好坏还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基本标准，这就是，对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公正。事实上，政治对经济的上述反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起作用。因为对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负直接责任的，或者说对效率负直接责任的，毕竟不是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所负的直接责任是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它对社会的公正负责。正因为这样，政治制度的好坏与经济利益的增长就不能简单地、绝对地画等号。 由于国家及其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及对人类本身的生活状况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很早就有人开始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把系统地研究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学问，叫做政治学。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距今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写了一部名为《政治学》的名著。《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制度。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的是群体的善，或者说是公共的善和公共利益。群体的善和利益是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利益，所以政治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是科学之王。其实，比亚里士多德更早一点的另一位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也系统地研究了“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个问题，并在一本叫做《理想国》的著作中对此作了全面的回答。到了近现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学家仍然不约而同地以“国家制度的研究”来定义政治学：政治学就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学问，它始于国家，终于国家。 千百年来，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发展规律，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科学知识，对人类不断改进自己的政治制度，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理智的和有责任心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人类的尊严、自由、平等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实现和维护人类的这些基本价值，没有一套合适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政治制度，所有这些都应当看做是人类政治知识宝库中的财富。 我们有必要进行政治学研究吗？有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后，对于任何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来说，回答无疑是肯定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政治学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代表了我们党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态度。我们有必要知道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吗？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必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学习不等于照搬。我们从来重视学习，而反对照抄照搬，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说一概反对学习和借鉴。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和合理的东西。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 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必须坚持。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又对我们提出了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去完善我国政治制度的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是我国政治学界目前的基本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