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伯林(I.Berlin)所说，20世纪无疑是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世纪。但这个恐怖的世纪却有着，或似乎有着一个不错的结局。 收获的季节已来临。两个世纪前，康德在其《普遍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认为，政府的共和形式注定要优于其他的形式。预言终于得以实现。鼓吹手声称历史的终结。克林顿总统在他第二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宣布，“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民主而不是独裁的统治之下。”《纽约时报》在作了仔细核查后称：31亿人生活在民主制度中，26.6亿人则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下。根据“历史终结”论的预言者，这少数人可以期待，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普遍化。 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种陶醉感唤醒了一种记忆：这种满怀的希望不也充塞于19世纪向20世纪的过渡过程中吗？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百年正始于一种乐观主义气氛和极高的期望值中。在1900年，善意的人们相信民主的不可避免、进步的必然、人类本性的趋善及理性与和平时代的到来。斯坦福大学校长乔丹(D.S.Jordan)在他那本《20世纪的呼唤》的书中表达了这种情绪：“20世纪的人将充满希望，他热爱世界，世界也热爱他”。 回顾既往，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仇恨、非理性和暴行远远压倒了爱的世纪，是一个无视一切良好预感而在黑暗中摸索的世纪。在满怀信心进入本世纪时，民主立即发现自己危机四伏。大战使那种认为民主能保护和平的观点破产，战争毁掉了安全和秩序的结构，释放出愤怒的革命力量——不是追求民主的革命而是反对它的革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都尽其所能地蔑视、贬斥和摧毁个人权力及自治政府秩序。 在后来的年代中，大危机又使民主能保障繁荣的神话幻灭。作为进入本世纪的第三种模式，民主显得毫无助益、死气沉沉、在劫难逃。蔑视民主在精英和民众中走俏：人们蔑视议会，称为清谈馆；蔑视表达的自由和反对的自由；蔑视资产阶级的廉恭和谨慎；蔑视实用主义的模糊方法。 再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民主统治危如累卵。走投无路的自由社会被迫自卫。但西方存在着失败主义，1940年林德伯格(A.M.Lindbergh)的畅销书的题目宣称极权主义是“未来的潮流”。她写道，“这是一个能使人类获得新生的新概念，甚至可能是终极式的好概念。”希特勒、斯大林只是这“未来潮流中的泡沫……，未来潮流浩浩荡荡，无可阻挡。”到1941年，地球上只剩下了十来个民主国家。 民主在政治、经济和道德上的失败把创新权交给了极权主义，这种事可能还会发生。如果21世纪自由民主在建设人道、繁荣与和平世界问题上象20世纪一样失败的话，那社会就会在逃避自由和向权威屈服的基础上，让替代性信仰崛起。 在现代的眼光中，民主——代议制政府、政党竞争、秘密投票，基于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之上的一切——毕竟只有200年的历史。世界上多数居民在1997年可能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但民主统治在有记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人们想知道，自极权主义挑战消失之后，民主在那些先前非民主国家中的根基打得究竟有多深。现在，民主探索必须面对巨大的受压抑的能量，这种能量对民主的发展甚至其生存都构成了威胁。 加速度规律 这种能量的大部分被压抑在民主自身内部。美国最致命的地方是种族问题。杜波伊斯(W.Du Bois)在1900年看到，“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他的预言会在21世纪全面实现。少数人种会在美国社会中寻求充分的公民权利。如不予理睬的话，他们会提出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将与日俱增。美国白种人迟早会对反有色人种的长期暴行和运动的深入有所省悟。 还有着其他受压抑的能量。现代民主本身是当代世界中最不稳定的两大力量：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政治产儿，这两者受到自我加强的社会控制和政治主权的推动而不断向前发展。 技术发明了钟表、印刷报纸、指南针、火车头和应时出现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技术最初的进步是非系统的、间歇的。不久，它变得制度化了。怀特赫德(A.Whitehead)曾说：“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方法的发明。” 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发明以指数速度增长。最出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H.Adams)谈及历史的加速度：“世界在1800年到1900年间的活动并没有增加一倍或两倍，但各种衡量标准都显示，1900年社会的紧张、动荡、物产以及所谓的进步要比1800年高出整整一千倍；力量翻了十番，速度简直惊人。”亚当斯认为，这一进程不可能减缓，因为无法认为加速度规律会松懈自己的努力以满足人们的舒适。 加速度的规律现在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工厂经济转变成计算机比起我们祖父辈完成的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转变来更令人震惊。工业革命延续了几代人，给人类和机构留出了进行调整的时间。而计算机革命来势凶猛，在影响方面更为集中，更为戏剧性。 过度相互作用状态 计算机化的世界对民主提出了问题。工业革命所到之处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于它毁掉的。计算机革命则相反，它还创造了一个新的、僵硬的阶级壁垒，使受到良好教育者和未受良好教育者阵线分明，素以人人平等著称的美国，在经济上的不公正已经超过了阶级界限较分明的欧洲社会。银行投资家、挽救了纽约城市银行的罗哈亭(F.Rohatyn)说，“财富正从低技术的中产阶级那里大规模转移到资本所有者和新技术贵族手中。”忽略和无视计算机的人们将落入处于边缘的无产者群体，这是一个痛苦、闹哄哄而时常使用暴力的底层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