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国政治学将以何种面貌迈进21世纪，在新世纪又将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政治学界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五大报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跨世纪的政治纲领，江总书记的上述论断无疑从根本上指明了我国政治学发展的方向。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政治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拟从我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出发，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政治学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可能触及和已经遇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浅陋之见，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以期对推动我国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前景 政治学在我国自恢复以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为现实政治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科学管理权威系统也已认识到，政治学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应投入资源的研究领域。然而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的非主流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地干扰和影响了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这种现象使得一些政治学者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严肃地提出了我国政治学发展的前景究竟如何的问题。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的政治学目前面临不少困难，但正如一位哲人指出的那样，工业对科学的需要比几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同样表明，许多科学和理论都是为回应时代要求的呼唤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进行，社会发展对政治学研究的要求将更趋强烈，迈向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将出现长足的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虽始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因建国后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即政府通过其行政等级结构对全社会的经济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施行直接管理，因此改革实质上始终是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解构和重组这一核心展开的。许多改革措施虽是针对具体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制定的，但同时也改变着原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在我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都与政治权力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致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不考虑政治问题，否则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一体的、一致的和联动的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向原有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如何实现政治的发展以促进发展的政治，进而促进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借助于政治学的专业优势。尤其是当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原则和方式的转变，即以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管理模式向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而又相互协调的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变。与此相应，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亟待政治学去深入研究，提供对策性建议。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现代社会越来越使经济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与经济在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呈现出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得虽然从理论上可以把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区别开来加以分析，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国有资产流失、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公共物品的供给，等等，并不纯粹是经济问题，必然集中表现为政治问题。经济成份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同时，经济的发展往往需要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政治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因。积极推进政治的发展，既是完善政治体制本身的要求，也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此外，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还表现在事关重大的所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必须借助于政治的手段。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地加强和提高。因此如何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发挥政治的功能，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如何充分利用政治的手段，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呼唤政治学的理论支持，由此势必带来政治学的创新和发展。 更不容忽视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已经引发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例如：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因利益的分化与重组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以及其对改革的认同和承受能力，而且深刻地影响改革的成败。又如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成员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和撞击也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演变、社会中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等等，也会导致社会政治结构、政治关系的调整。而要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深层次矛盾，探求适应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运作机制，政治学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我国经济政治诸方面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联系日趋紧密。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仍处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之后，随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错综复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迅速崛起，使得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面临着新挑战。如何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回应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确定本国的发展战略；如何把握世界发展新特征、新趋势，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我国的作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处理与其他国家、地区和其它组织的关系，需要政治学提出正确的方略，作出科学的回答。 再者，就国际范围而言，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而言，选择正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困扰其多年的大问题。随着西式民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验的流产，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陷入经济腾飞而政治发展滞后、并因此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的困境，发展中国家的诸多探索很难说找到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相比之下，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长足的政治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与牺牲政治发展而获得经济增长或单纯追求民主价值而忽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说我国为当今世界创造了成功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相协调的新模式并不为过。这种经验已经引起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国政治学界应充分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对我国近20年来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的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并为下一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作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