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保守主义民主理论是当代西方民主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自由和平等及两者关系的系统阐释构成了其理论基础。新保守主义所理解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是人们在自由升降的社会中自由施展自己才能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因为后者只能造成对自由的践踏。而人们的自由发展必然产生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于是少数精英脱颖而出充当社会的统治者便势所必然。由此，新保守主义合乎逻辑地得出了精英统治和限制民主的结论。新保守主义在民主问题上的保守和折衷态度，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中自由、平等、平民之间固有的深刻矛盾关系的一种折射。 关键词 新保守主义 民主 自由 平等 精英统治 限制民主 新保守主义是本世纪7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迅猛崛起了一种思潮或运动，也是传统保守主义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出现了一个变种。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军事、教育等各方面都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主张。其中有关民主问题的见解和看法，是新保守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走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新保守主义阵营中涌现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如美国的拉赛尔·柯克、詹姆斯·伯纳姆、约翰·肯思·加尔布雷斯、彼得·维雷克、威廉·巴克利、丹尼尔·贝尔、塞缪尔·亨廷顿，以及丹尼尔·莫尼汉、欧文·克里斯托尔、沃特·李普曼、英国的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在民主观上，也各有其偏好和侧重点，但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他们在民主及其相关问题上，又有一些大致相同或相似的观点，这些观点就构成了新保守主义民主观的基本内容。 一、论自由、平等 新保守主义对自由、平等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主张，它不仅构成了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 新保守主义猛烈抨击了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认为这种平等观是社会的一种腐蚀剂，是把“平等凌驾于自由这上”，因此需要重新确定自由和平等的关系。新保守主义承认，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理想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也不是并行不悖的。如果象自由主义者那样把平等当作结果的平等、物质或财产方面的平等，那么这种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过份的平等，是平均主义，它与自由尖锐冲突和对立。因为人们在才能、爱好、智慧、品德和性格方面的差异是自然的，如果承认自由是最高理想，让每个人去自由地发展，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其社会和经济地位就必然是不平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朗克·迈耶说：“自由和平等是对立的，人越自由，就越自由地显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1〕如果以平均财产为目的而实行国家干涉， 强制地使每个人拥有相同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即强制地实现结果的平等，就不可避免的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甚至会毁灭自由社会。 那么，新保守主义心目中的平等指的是什么呢？它与自由又有何种关系？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平等应该也只能是机会的平等；是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政治权利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能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从而在自由升降的社会中，改善自己的处境，政府也应该按照各个社会成员所履行的职能，给予不同的报偿，并让他们亨有不同的权利。这样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体现，是有助于自由的平等。巴克利宣称：“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依赖于扩大自由，而不是以自由为代价来制定扩大平等的公共政策”〔2〕。从这种平等观出发，新保守主义认为，本世纪60年代， 美国公民在担任公职、享受公共福利和公共教育等方面已不存在种族歧视等社会不平等现象，如果再进一步要求平等，就是要超出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超出机会的平等，而要求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即要求结果的平等。这种“自由主义平等论”是极其危险、有害的。第一，平等压倒自由。“自由主义平等论”实际上是一种一切拉平的平等主义，它非但无助于自由，相反只能造成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严重后果。哈耶克断言，任何以平等为目标的国家干涉都必然践踏自由，导致极权主义，即对个人的奴役，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也将毁灭无遗；第二，平等压倒权威，而对权威的尊重是社会稳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三，平等压倒合法性。“自由主义平等论”鼓励人们向政府提出过多的“不可能实现的”、“不可解决的”或“不合理性”的要求，造成政府因“超载”而丧失合法性或权威，从而危及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也正是以这种平等观为基础，新保守主义合乎逻辑地得出精英统治和限制民主的结论。 二、精英统治 新保守主义恪守传统保守主义基本信条，即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和权威之上的社会秩序的必要属性。而统治是人类精神和性格的伟大事业，象其他棘手的任务一样，它只能由“高等人物”来行使。柯克把这种高等人物称为“绅士”，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是天然的不可缺少的统治者，拥有远比一般公民大得多的影响力量，只有依靠他们才能保存社会组织中最美好和最稳定的东西，才能反抗大众革命和革新的倾向，而且他们在经济上也应得到最大限度的奖励，因为财产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它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因此这种高贵的“绅士”必须享有财产。而缺乏“贵族精神”的大众或无产者则不适于进行统治，甚至不适于较多地参与决策过程，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和老练的判断，没有能力决定“是否要锯断一条腿”，不懂得该“选择战争还是和平，武装还是不武装，干涉还是撤退，继续战斗还是谈判”。〔3〕巴尔利则认为大众平庸，不值得信任，“缺乏自律”、“甚至不能劝说他们去冲洗自己的马桶”〔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