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代学者曾对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区分。他说，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经济学的支点是价值的生产；政治学关心的是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所以，政治学的支点是价值的分配；伦理学则关心通过政治活动所分配的利益是否公正，所以，伦理学的支点是价值的评估。这种区分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它确实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政治事关利益的分配，对社会价值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中的配置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社会的资源相对稀缺，利益的生产成为社会活动的首要任务时，经济往往容易受到人们的优先关注；而当利益生产出来后，利益的分配成为社会最紧迫的任务时，政治便常常引起人们的集中关注。当然，利益的生产和分配是不可分割的过程，生产是重点或者分配是重点也是相对而言的，所以，政治和经济始终处于互动状态，这种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内容。 利益的分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的利益有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益决不局限于物质利益，也包括政治和精神利益；不仅包括低级的物欲，也包括高尚的荣誉。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在利益上必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对这些矛盾和冲突不加以调节和规范，任其自由发展，那么，像17世纪著名的自然权利论者和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人类社会最终就会进入一种可怕的“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状态”；或者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就会在无谓的利益冲突中逐渐消亡。 如何才能避免社会的无谓消亡，或者说，避免社会进入“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这就需要一个权威性的机构，由它来制定一系列的强制性规范。这些规范规定：将由哪些人，根据什么原则，来组成这样一个权威机构；这个权威机构的运行规则是什么，它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怎样才能使这个权威机构最有效地运转；社会中有哪些利益可供分配；诸如财产、金钱、地位、权力、自由、平等这些基本的利益分别将分配给谁，根据什么原则；谁应当得到更多的利益，谁应当得到更少的利益，谁应当被剥夺利益；谁应当得到物质利益，谁应当得到政治利益，谁应当得到精神利益，或谁应当兼而有之，它们的比例如何；分配这些利益的程序和标准是什么；什么是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如何一方面促进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地不损害个人利益和近期利益等等。这样一个权威机构和这样的一系列强制性规范，对于任何文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权威机构，我们叫作国家；这一系列强制性的规范，我们叫作国家的政治制度。 人们往往首先注意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对社会利益的生产和增长的重要意义，并以此来判定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这无疑是极有道理的。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政府享有足够的权威，同时公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一个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就难以发展经济，社会的物质利益就不能正常地增长。如果只有政府的权威而绝大多数公民没有足够的自由，那么，他们就会缺少生产物质利益的积极性和进行科学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最终也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物质利益的增长；而人一旦失去自由的创造性，就有使自己降低到一般动物水平的危险，即只有基本物欲的需求和满足，而没有个性和人格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这种关系称作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它把政治制度当作社会的上层建筑，把物质关系当作社会的经济基础，并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重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方向可以是截然相反的。当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国家拥有良好的政治制度时，它就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它就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除了是否有利于物质利益的增长之外，判断政治制度的好坏还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基本标准，这就是，对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公正。事实上，政治对经济的上述反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起作用。因为对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负直接责任的，或者说对效率负直接责任的，毕竟不是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所负的直接责任是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或者说是社会的公正。正因为这样，政治制度的好坏与经济利益的增长就不能简单地、绝对地划等号。换言之，一种不好的甚至很坏的政治制度也可能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就是明显的一例，希特勒的德国当时在国内推行法西斯的专制统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公认的最坏的政治制度之一，但其国内经济在短期内却仍然迅速增长。 其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也是建立在效率和公正这两个基本标准之上的。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种罪恶的政治制度，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最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不利于效率；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在根本利益分配上的极不公正。翻读马克思的著作，到处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种种源于不公正的罪恶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在这里，不公正不是简单地指物质利益分配的不公，它含有极其丰富的意义：财富分配的不均，政治上的不平等，自由平等等基本人权的缺乏，个性的抑制，人的异化，等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