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11-0026-08 作为与现实紧密联系的政治学，其学科内在知识的表达既包括对政治行为、政治现象的描述和归纳，也包含对其解释和预测。而后者所传递出的政治学价值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当然，解释和预测紧密相关，在研究中也常被理解为因果效应探索。但这一研究目标在传统研究路径中并不容易实现，首先，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的发生往往由多种因素导致，故研究中常面临如此困境：仅因为X能使得Y产生变化，并不能简单认为Y在现实世界中的变化都能被X所解释，我们缺少足够的控制变量来严格保证X造成Y的变化，事实上，也可能有其他干扰项和误差等因素影响Y的变化。其次，影响特定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发生的自变量往往难以测量，目前的研究多是通过搭建中介效应变量，即探索自变量X通过中介变量M传递了某种特定因果效应。比如考察网民对网络政治议题兴趣的研究中，可以较容易通过控制网民互联网接触频率和时长、访问不同类型新闻网站等中介变量来予以分析。 然而，随着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增加，在所有的社会科学模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共线性的问题，此时研究者很容易得到错误却貌似可靠的因果关系，并错误地指定相关变量作为因果机制建立的决定性要素。在政治学实证研究中，这类错误广泛地存在于线性回归、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应用的成果上。随着研究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相互交叉相互学习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验方法被政治学者所关注。当然，政治学一直以来作为学科方法发展的被动接受者，对其他学科方法的吸纳借鉴也伴随着各类水土不服的现象并存在各种争论和困惑。下文将对实验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兴起过程、当前所面临的争论和困惑及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政治学实验方法的兴起 在社会科学不同分支中，政治学科并不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容易就某一理论达成共识，更别提就某一研究方法达成共识。学科内部缺乏中心凝聚性，一方面形成学科研究方法常处于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却也有利于去开放地借鉴不同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发挥政治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想象力。所以，政治心理学、政治生物学等新的研究主题不断涌现，学科研究方法也不断丰富。在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政治学研究方法自我变革过程中，特别是在“行为主义革命”推动下，政治学研究者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其他学科可以借鉴的方法”①，如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统计学和应用数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回答新时期的政治学问题，为了更好解决对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进行具体因果机制分析等方面的实证需求，学者在定量分析方法兴起过程中也渐渐引入了实验方法。 但是，实验方法在政治学应用中并不顺利，比如早在1909年，洛厄尔(Lowell)就任美国政治科学会(APSA)主席所做的就职演讲中，认为政治学界要对实验研究保持警惕，他强调“政治的科学属性在于观察性，而非实验性的”②。这主要由于当时政治学研究主题和关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家或次国家分析单位，实验方法显然难以实现宏大叙事对象的研究设计。所以，政治学20世纪早期因果关系探索中，一直以密尔提出的“最大相似设计和最大差异设计”等归纳路径为主导。之后，统计学发展和广泛应用所带来的行为主义革命和后行为主义革命等转变了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界的关注点既超越了传统宏观上国家或组织政治行为，在后期还跨越了微观上个体政治行为或心理，如更强调探讨对政治角色的理解、政治情绪与政治态度的变化等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结果，此时虽然统计回归等数理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但由于前文所提到的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对特定政治行为或现象的发生存在诸多容易混淆的影响因素。同时，政治生活的主观性也存在诸多被忽略或无法测量的变量，如政治兴趣浓厚、政治知识多寡等变量测量。因此，如传统定量研究中的截面数据分析，很难为因果机制探索的需求建立起解释变量发生前后顺序的模型设计③。 由于因果机制研究目标的达成面临着研究方法不足的困境，不同学科方法的融合逐渐为实现对研究对象系统性检验提供新的方法思路，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二是少数个案的深度观察形成过程追踪；三是竞争性理论的比较检验构成同余分析。前两者侧重于理论发展的归纳路径，最后一种则是侧重于理论验证的演绎路径(见表1)。这些新的方法由于既可以实现挖掘较长时间跨度的因果过程，也可以界定特定政治现象的因果链条，进而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了政治学实验方法，其核心是通过对政治学研究对象在发展过程中不同时间段的比较，或控制不同中介变量情况下比较研究对象的变化程度，进而实现确定影响因变量的关键因素。
在实验方法兴起之后，学者借助实验设计来开展政治学议题的分析，如对投票行为、政治人的人格塑造、政治观点的形成等进行分析并取得系列成果。到1970年代之后，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政治心理实验室、耶鲁大学媒体对社会舆论影响的相关实验、密歇根大学政治心理实验项目、加州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心理实验项目等纷纷成立或开展，形成整个20世纪80年代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密歇根大学和加州洛杉矶分校三足鼎立的局面。到20世纪末，1996-1997年奥斯特罗姆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其所作就职演讲中提出，“政治学行为主义研究转向，特别是实验方法应用对政治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④，标志着实验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正式复苏，世界各大主要政治学研究重镇纷纷成立政治学为主导或跨学科的实验室(见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