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体系的政治社会化行为都时刻生产着“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这在政治社会化最主要的建制化领域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学校是政治体系进行意识形态传递的重要场所。“政治体系利用自身的权力与机构，建立公立学校，通过一整套成系统的教育规章制度与政策，在学校中推行意识形态，以培养支持政权合法性的种子公民，从而达到培育合格公民的目的”，①由此之故，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公立学校发展的缘故。②然而，无论是约翰欧格卜(John U.Ogbu)对于学校中处于美国底层社会的非洲裔与拉丁裔学生的行为及其阶级再生产的研究，还是保罗·威利斯对于生活在英国工人阶级子弟为主的学校中的工人阶级子弟的阶级再生产的研究，还是印尼日惹街头儿童tekyan亚文化的强化，③都揭示出：在学校这个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建制领域中却存在着大量反政治社会化现象。为何在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阵地中却上演着大量反政治社会化现象？政府在利用学校这种政治社会化机制，供给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同时，却生产着事与愿违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力主要集中于制度延续与政体稳定，尤其是公民在政权认同基础上所发生的政治服从；然而很多现象却表明政治社会化同时也生产着公民的政治不服从。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理论无法解释反政治社会化现象，这就是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困境。如何对这种困境进行弥补，是政治社会化理论需要面对的挑战。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机制及其困境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在政治体系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着重关注社会化与政治体系运行之间的相关性。④政治社会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并且这个研究领域还被一些理论与实证的争论所拖累，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杂乱，甚至模糊不清的过程；但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是指在特定社会中政治文化向新一代公民传递的过程。⑤对于政治学家来讲，研究政治社会化最基本的理由在于，公民“早期的态度获取在政治体系中有某种最终的影响”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社会化是指公民“对政治态度和社会习性的学习，这对稳定政府至关重要”。⑦虽然对于政治社会化的理解多种多样，总而言之，政治社会化被认为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⑧。 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立个体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行为模式，从而确立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政治社会化使“大多数儿童在很小的年龄就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⑨与父母、同辈群体的政治讨论、父母的政治兴趣，媒体的使用等政治社会化模式，都是影响个体政治参与的驱动因素。⑩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是持续于个体一生的过程，幼年时习得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准则和行为，会持续并影响个体未来的观点和行为。(11) 政治社会化对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持与延续具有巨大的解释力。政治社会化被看作是建构政治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机制，政治体系通过各种途径与机制，使官方意识形态传递给社会成员，并成为社会成员信仰与遵循的政治准则，从而认同其统治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主要涉及两方面的主体：一方面是政治体系，一方面是社会个体。就如熊易寒所言：“政治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方面是政治体系以建制化或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社会成员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不断认知、学习和适应的过程。”(12)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例如个体学习、政治文化、政治传播、政治心理、社会教化等方面切入来研究政治社会化，但是，政治社会化都涉及同一个过程，即由个体政治态度、行为上升到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的过程，因为“任何社会，为了能生存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完整这个中心，把政治思想灌输进每个成员的脑子里”。(13) 政治社会化理论虽然具备强大的解释力，但是也存在自身的理论困境。依照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内核推演，一个具有良好政治社会化基础的社会，在理论逻辑上会产生制度的延续而不会发生制度变迁。如果一个社会发生制度变迁，只能说是政治社会化产生阻隔，而不能说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力出现问题。由此，政治社会化理论便成为套套逻辑，失去了证伪的可能性。换言之，政治社会化理论本身包含着一个保守的“偏见”：它只能适用于解释习得范式的保持与延续，不能解释其为什么发生变迁，甚至是变革。(14)然而，现实社会并没有因为政治社会化理论所强调的个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的存在而避免制度变迁，而是时常发生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导致的制度变迁实践。 面对上述质疑，两种解释路径可以被政治社会化理论所援用，以解决现实社会中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理论困境。一种路径关注微观维度的解释，即将身份认同植入政治社会化理论；另一种路径关注宏观维度的解释，即将政治社会化理论置于更加宏大的广义制度变迁理论之中。微观与宏观的两种路径都可以使政治社会化理论化解上述困境。 二、身份认同筛选：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机制 “身份认同(identity)与自我密切相关。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自我是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它既可以将自身作为客体(object)，亦可在与其他社会范畴或类别的关系中以特殊的方式来分类、区分或命名。这个过程在身份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中叫做身份鉴别(identification)。”(15)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身份认同主要有两种来源：第一，外部因素的强加，即被迫塑造为具有某种“身份”的人；第二，排他性归属感，即为人们对身份的主动追求。“当个人对于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等产生思想、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感时，他会积极主动追求这个共同体的身份”；(16)这就是身份认同。由此可见，身份认同涉及的是个体与类群之间的关系；为使政治社会化能够解释微观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和宏观方面的制度变迁，首先必须把身份认同植入，使个体与组成社会的类群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在研究政治社会化这一领域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社会类属化(social categorization)与认同过程(identity processes)放到政治社会化的核心位置。”(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