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0)05-0003-10 一、引言与综述 随着教育财政体制机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家庭教育投入占教育投入总经费的比重也不断攀升。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统计①，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占2016年GDP比重的2.48%，相当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的60%，其中，农村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阶段每生每年人均家庭教育支出为3936元(已经超过了当年国家贫困线标准3146元)，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10.6%，农村学前、小学、初中、高中阶段该比例分别为8.4%、7.5%、13.6%、30.9%。那么，如此庞大的家庭教育支出如何影响农户未来贫困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普遍缺乏对私人教育投入的统计，业界与学界对家庭教育支出与贫困的关系研究还相对缺乏。同时，已有教育反贫困相关研究较多从事后角度探讨教育相关因素对当期贫困的影响，忽视了远期效果。对于前瞻性地预判教育支出相关因素对家户未来福利变化及致贫可能性的影响等关注不够。贫困脆弱性作为对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的一种事前预测，为我们研究家户未来贫困及其防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可能。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深入探讨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户未来贫困的影响效应及其途径，对于后扶贫时代从教育层面有效提升农村地区贫困防范的针对性，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政策意义。 教育与贫困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长久以来被视为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和减少贫困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大部分围绕受教育水平或受教育类型与贫困关系展开。受教育水平方面的研究颇为丰硕，基本形成了“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增加有利于显著减少贫困”的共识性结论(李晓嘉，2015；苏静等，2019)[1-2]。受教育水平增加可以通过促进家庭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李玲等，2019)[3]、提高家庭决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谭颖和李小瑛，2018)[4]、拓展就业空间和提高就业质量(肖小勇等，2019)[5]、增加贫困家庭成员进入更高层次职业领域的机会(柳建平和刘卫兵，2018)[6]、促进贫困阶层向高阶层流动(赵红霞和王文凤，2019)[7]等途径，进而减少贫困。教育类型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沈华和刘梅(2019)研究认为义务教育的脱贫效应最大，高中教育成为消除多维贫困的转折点[8]。李强谊等(2019)进一步比较了职业高中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减贫效应，研究认为前者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9]。谷媛媛和邱斌(2019)分析了中国留学教育影响生源国贫困的内在逻辑机制[10]，研究发现，发展中国留学教育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吸引外商投资以及技术溢出等渠道对生源国产生显著的减贫效应。 关于教育投入与贫困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教育投入方面。国内外大部分研究充分肯定了公共财政教育投入消减贫困的积极效应(Tridico，2010；张俊良等，2019)[11-12]，也充分强调了财政教育支出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周波和苏佳，2012；解雨巷等，2019)[13-14]。但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公以及投入结构不合理，也将导致其在缓解贫困深度上的作用有限(Jiao & Wang，2014；林迪珊等，2016)[15-16]。因此，仅仅增加财政教育投入“量”的供给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于脱贫的作用，关键在于“质”的提升(Wedgwood，2007)[17]。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作为教育投资主要来源之一的家庭教育支出与贫困关系研究还比较薄弱，家庭教育支出如何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还未能得到充分验证。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效应(Woessmann，2016；斯丽娟，2019)、邻里效应(余丽甜和詹宇波，2018)等途径来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18-20]。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家庭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也挤出了投资以及改善家庭福利的其他必要性支出，而短期内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无法直接转变为增收效应(张永丽和刘卫兵，2017)[21]；加之部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盲目性，进一步增大了教育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黄斌等，2014；刘阳阳和王瑞，2017)[2223]，进而可能使农户家庭陷入“因教致贫”困境(鲁子箫和王娜，2017)[24]。 由此可见，关于农户家庭教育支出与贫困脆弱性研究还有待完善和深入。已有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对当前贫困的影响，也少有涉及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及其与贫困脆弱性关系的探讨。这将有可能低估了家庭教育支出的长期减贫效果，继而误导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本文采用2018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家庭教育支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①基于“规模”和“结构”的双重视角，探讨了家庭正规学校教育资源和校外市场教育资源的购买与支付情况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差异；②分析了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自我效能提升机制和劳动力就业转移机制，为家庭教育支出通过“扶智”和“扶志”等途径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具体过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③分析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区域家庭的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异质性，从多角度挖掘了家庭教育支出及其成分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