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20)06-0051-09 DOI：10.19503/j.cnki.1671-6124.2020.05.0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先后提出并开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举措，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随之，国家加大了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资源投入和扶持，2013年至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从394亿元增加至1260.95亿元，累计投入达5143.9亿元[1]。同时，大规模的扶贫项目、扶贫人员、扶贫技术，以及相应的配套资源都被直接输入至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围绕着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扶贫运作网络和逻辑已经生成。教育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不仅对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脱贫群体乃至处于贫困边缘地带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为后续形成教育精准脱贫、乡村振兴战略与全面小康社会的相互衔接、支撑和协同格局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事实上，在2020年进入“后脱贫时代”的农村贫困问题特征已经发生了实质上的总体性转变，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一维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生存性贫困转型发展性贫困、原发性贫困转向次生性贫困等成为新的常态[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条件下，教育精准扶贫治理面临着新的社会环境和挑战，增加了教育扶贫资源配置的难度和风险，也由此产生了新的扶贫治理诉求。所以，“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如何深入”是当前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而教育精准扶贫开展过程中资源配置问题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对农村扶贫资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背景和意义层面，孙迎联和向勇以为，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资源分配既要符合“后脱贫时代”减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还要考虑到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3]；郑宝华指出，精准帮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让农村贫困群体成为真正的获益者[4]。在原则和逻辑层面，吴高辉认为，农村精准扶贫资源配置要遵循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的三大原则，以保证资源的有效使用[5]；周冬梅基于实地调查的情况指出，农村精准扶贫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受到资源的项目化和执行科层化等逻辑的影响[6]。在问题与风险层面，郭劲光和俎邵静指出，当前农村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最大问题是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资源配置低效，呈现出“内卷化”的风险[7]。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农村扶贫资源配置问题的方式和路径，但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不少内容还有待商榷和验证。前人成果为本文聚焦于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资源配置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但以往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和拓展空间：一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农村各领域扶贫资源配置的问题，而对在“后脱贫时代”情境下教育类扶贫资源配置的研究还几乎没有涉及。教育类扶贫资源配置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用一般性的逻辑、机理来解释和分析。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作为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核心议题，现有研究以及研究视角都还较为单薄，几乎未将影响和形塑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资源使用重点和方向的资源配置目标、方式、能力等要素进行整合调适，从整体的视角对其开展研究。 有鉴于此，为深入了解和把握“后脱贫时代”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资源配置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困境，以及解决的有效路径等内容，本文把“后脱贫时代”“农村教育精准扶贫”与“资源配置”作为研究的整体来加以考察，并基于资源配置视角尝试构建一个“目标—方式—能力”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二、目标、方式、能力：一个资源配置视角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兼具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扶贫治理过程，其资源的配置既与国家政治战略目标紧密相关，又受到经济分配规则方式的影响，还与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存在关联。议题内容和关注核心的跨领域性决定了研究视角的跨学科性。对“‘后脱贫时代’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如何深入”的研究，除了要从教育学切入外，还要综合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实际上，本文进行的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和使用是该学科最重要的议题。其中，选择何种方式对资源配置的结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8]。在政治学看来，社会中各类资源的配置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逻辑的统摄，必须要考虑到权力和公共目标的影响[9]。而从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效果不仅与配置的目标和方式有关，配置主体的能力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10]。综合来看，农村场域中教育精准扶贫的“资源配置”是一个随具体环境转换而动态变化的过程，影响和决定教育扶贫资源配置重点、内容、方向及效果的要素主要包括：配置目标、配置方式与配置能力。作为核心的要素，配置目标、配置方式、配置能力三者之间既存在着内在的本质勾连，又依照各自逻辑相对独立地存在。其中，每一个要素本身都是囊括丰富内容的完整机制，其改变经常也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动，进而影响资源的整体配置。在具体实践中，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资源的配置受到公共扶贫政策目标、乡村资源传统分配惯习及执行结构主体能力等影响，各种各样的资源配置行为和结果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故此，上述几个要素对于理解和分析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资源配置议题具有学理自洽性和解释力。 1.目标是决定资源配置方向的基本指引 目标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向。农村中教育精准扶贫资源的配置是在不同层级政策意图和差异性的扶贫需求中开展的，蕴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目标：首先是政治目标。与我国社会政策的总体目标一样，教育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目标是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和因贫困引发的相关基层矛盾，以“维护当前社会稳定……为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重要的基础”[11]。其次是经济目标。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在农村贫困群体中的再分配形式和手段，所以经济性和效率性是构成资源配置绩效标准的重要目标，“扶贫工作的绩效将影响和制约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2]。因此，实现对教育精准扶贫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成为“后脱贫时代”扶贫工作的重要共识。最后是社会目标。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的指引下，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强化了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通过制度安排和环境创设将资源配置目标定位在向农村地区的贫困个人和家庭提供教育公共服务和保障，“积极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13]，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当然，这几种资源配置的目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或交叉性，且资源配置目标的差异性也影响甚至决定着此类资源配置的方式乃至能力。由此，对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目标的类型化区分，是开展后续研究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