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公共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不仅关乎文艺性质、文艺功能等一些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它还牵涉到诸多相关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比如，怎样看待文艺的超越性，如何有效地管理文艺，怎样处理好文艺批评的争端等，都可能和文艺公共性问题相关。[1]如此说来，便有必要对文艺公共性问题作一先行把握。同时，由于文艺公共性问题与特定的社会结构、政治形态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因此，在思考文艺公共性问题之时，要有自觉的语境意识。于是乎，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什么是文艺公共性，中国文艺公共性有没有其自身的特点，文艺公共性在当代中国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它又将如何走向等问题予以再阐发，藉此可以获得更为具体的文艺公共性问题之思，并且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文艺公共性的相关研究。 一 文艺公共性的规范化理解 关于文艺公共性的理解，恐怕是人言言殊的。这里，我们主要依据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的相关文献来进行阐发。 要理解文艺公共性就要理解文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说：“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2]有什么样的文艺公共领域，就有怎样的文艺公共性。那怎么理解文艺公共领域呢？这显然需要先对公共领域有基本的把握。 公共领域，它主要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诚然，在古希腊时期是有公共领域的。但那时的公共领域是一小部分人可以参与，而大部分人则不可以参与。可以参与的人就过一种幸福的城邦生活。他们在开放的公共空间里，用自己的公共理性，并主要通过言行的方式，自由、平等地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继而展示自己的存在，并获得生命的意义。此后的中世纪是没有公共领域的。如果要说有的话，那也是代表型公共领域。代表型公共领域相当于“公共权力领域”。这个公共权力领域它不是公众的，甚至参与或占有这一领域的人们都没有公共意识。即使有一些公共意识，那也不是公众的公共意识，而是特权阶层潜意识里的公共意识，这种公共意识其实也就是“占据这一地位的人则把它公开化，使之成为某种‘特权’的体现”[3]。换言之，他们不加反思地就代表了公众。 真正意义的公共领域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因为公共领域的存在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其一，自由市场的出现。自由市场的出现意味着有了“社会”领域，有了不受公共权力约束的私人领域。有了这个私人领域，才会有公共领域的诉求。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与公共权力抗衡，以维护私人领域的存在。哈贝马斯甚至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4]其二，私法的出现。没有私法，没有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就很难有真正独立的私人领域，也不可能有公共领域的切实发生和真正发展。对此，哈贝马斯指出：“一套保障严格意义的私人领域的规范体系发展了起来，从而确保私人相互交往，彼此都越来越不受等级和国家的干涉。”[5] 在哈贝马斯看来，一旦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就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已然出现分离，这是决定公共领域之存在或转型的根本依据。一旦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模糊起来，作为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公共领域就会成为模糊地带，最后就从本来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转变成人为、操纵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曾指出：“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和社会的分离。”[6]没有国家与社会分离，也就没有私人领域，没有私人领域就不可能有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虽然和私人领域不同，但是它却是基于私人、自我的出现这一前提。同时，因为公共领域的调节其实主要是通过公开批评的方式，来使得国家获取足够的公共性。所谓公共性就是，公共领域会形成批判的公共舆论来让公共权力领域能够得到监督，并且最大限度的反映公众的意志。这样的话，公共权力领域就会变得更为公开和公正。然而，一旦没有这一分离，公开批评也就难以进行，公共领域也就必然转型甚至消失。 依据哈贝马斯的研究，文艺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有区分，但也有关联。他说：“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7]这也即是说，文艺公共领域是通往政治公共领域的一个环节，是介于代表型公共领域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的环节。为什么文艺公共领域能够充当这一环节，这恐怕还与其功能有关。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这种公开批判基本上还集中在自己内部——这是一个私人对新的私人性的天生经验的自我启蒙过程”[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至少有二：其一，培养私人意识，让作为人的公众获得“自我理解”；其二，养成批判意识。有了批判意识，他就不至于成为受操纵的公众。文艺公共领域因此对于现代公众的培养功不可没，这是政治公共领域存在所需要的“人的条件”。 基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以及文学公共领域的理解，我们认为文艺公共性主要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私人性。私人性是文艺公共性的根本特性。没有私人性，没有独立于公共权力的私人社会，文艺就不可能起到抗衡公共权力的作用，它因此反而没有公共性。作为私人性的文艺，它是独立的，是归属社会的，而不依附于公共权力。它要培养人的自我意识，塑造人的主体性。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私人性的文艺，它是有公共性诉求的。如果文艺的私人性过度伸张，变成了完全的“自私化”，变成了文化市场中的赚钱工具，则文艺的私人性就变成了毫无公共性维度的私人性。这样的私人性就不是文艺公共性所要求的私人性。作为文艺公共性特点的私人性，其实是要书写公共世界的，要“爱这个世界”，要去维护包括私人在内的公共利益。简言之，私人性是有公共性的私人性。套用哈贝马斯的说法，它“作为整个私人领域，又具有公共意义”[9]。因此，文艺公共性所具有的私人性，它和公共性的关系要么是张力关系，要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们之间就是不可能脱钩而变得毫无关系，也不能够公而无私，或私而无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