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0)09-0090-07 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作为“公民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概念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征，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等国际性机构和各国教育转型研究的关键词。然而，在全球化重塑社会本体的概念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未来之时，“全球公民是谁？全球公民教育应以谁的利益为落脚点？”依旧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K.Bhabha)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推动着人们对西方主导社会中知识和身份的反思，也为重新思考全球公民教育话语下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批判性视角。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全球公民教育主要的理念转向，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对当前围绕全球政治共同体和全球道德来论述全球公民身份的观点予以批判性探讨，并延续瓦内萨·安德烈奥蒂(Vanessa D.O.Andreotti)有关“批判性全球公民教育”的论述，对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全球公民教育作进一步讨论。 一、全球公民教育的发展与理念转向 “全球公民”一词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犬儒学派与斯多葛学派。“世界主义”的英文单词"cosmopolitanism"源于希腊文"kosmopolitês"，意指“世界公民”。它最早由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ēs)提出，以反对阶级与城邦界限的划分，拒绝为城邦服务。其后，斯多葛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用语的积极意义，认为宇宙(cosmos)就是一个城邦(polis)，宇宙与城邦并非互斥。经过斯多葛学派的阐释，世界主义被赋予了普天之下皆兄弟之意，强调对共同人性的理解与共同生活的理想。此外，法国启蒙运动是世界主义的另一重要思想来源。康德(Immanuel Kant)在《永久和平论》中设想的世界联邦对世界主义理念影响深远。与以道德秩序为基准的斯多葛学派不同，康德强调的是人人在地球上享有同等生存权的问题，基于人权准则的世界主义是一个司法秩序，而不仅仅限于道德层面，这为世界主义引入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意义。自此，世界主义作为与民族国家相对立的概念开始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当代西方世界主义以个体作为终极单位，关注个体受到平等对待，追求一种理想政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它启迪人类超越国家的地域限制，探寻人类共同价值，以应对全球危机和挑战。世界主义理念下的全球公民教育具有一种人文倾向，它重视实现个体价值和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与此对应，世界主义理念下的公民需要能够应对从本地到全球各地理层级上有关和平、人权、民主与发展的各类议题。[1] 伴随全球化进程，货物、资金、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通，生产、劳动力、信息、生态、治理体系、文化等各方面也面临变革。全球经济运作遵循以跨国利益为核心的竞争性体系，而个体唯有具备适应此跨国体系的知识与能力，才有机会从全球社会中获取最大利益。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将“公民”理解为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个体，从而使全球公民的跨国商业取向特征突出。当“全球公民”与“全球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者”相提并论时，他们被要求具备能创造、维持与融入国际市场经济所需的智慧和能力。[2]投射到全球公民教育上，它的目的是通过建立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与能力促进学生的全球参与。故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公民教育要求学习者具备外语、跨国交际、国际访学等方面的能力与经验。[3]然而，近年全球范围内有关全球公民教育的学术研究逐渐从新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走向更具批判性和社会转型特征的理念。[4]在市场导向、知识和经济跨国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霸权”“殖民”和“帝国主义”不再仅意味着殖民国的领土侵略与扩张，更体现于物质、社会体制和知识层面的权力关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的全球支配地位。[5]因此，谨慎思考全球公民教育话语中的内涵与权力关系必须被提上日程，而以赛义德、斯皮瓦克与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此提供了批判视角与反思工具。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被认为是后殖民领域的“奠基之作”。他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精英建构东方时的书写和修辞策略，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帝国主义话语形式，一种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综合机制。[6]《东方主义》道破了西方国家对“他者”形象的单向书写是建构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过程，亦是以“文明”“教育”“现代化”和“发展”等名义合理化全球霸权行为的过程。延续萨义德的基本观点，斯皮瓦克认为西方文化那种以真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为旗帜的表述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根基，它们通过整体性的运作压制被殖民者。这种“认识论暴力”(epistemic violence)不仅为帝国主义的霸权行为辩护，也使得“底层人”(subaltern)失语，失去了自我表达的可能性。[7]相较于萨义德与斯皮瓦克，巴巴更关注于复杂的殖民关系，他认为将弱势方“同化”入宗主国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实践的时代已经过去，所谓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文化与身份具有“杂糅性”(hybridity)，即文化并非一种静态实体，或附着于时间和空间的一种本质存在，相反，文化处于永恒的流动与变化中。[8]这意味文化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大熔炉，其中要素有增减更改，这使得文化身份亦有了动态变化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