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的网络化治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浩天,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新乡 453000

原文出处:
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政策清单为教育扶贫的技术治理提供了全新平台,互联网与清单技术的结合又推进了教育扶贫技术赋权的进程。具体而言,教育扶贫技术的嵌入贯穿于政策清单编制的程序化过程、政策清单执行的公共性定位、政策清单信息的精细化管理等三个方面。从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运作的过程来看,签订“军令状”式的压力型政绩以及扶贫考核“指标化”竞逐的资源错配,共同造成了扶贫政策清单科层运作的执行偏差。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的技术赋权本着“信息共享为体、清单技术为用”的运作形式,其底基在于打破传统层级节制的扶贫资源科层传递过程。开展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赋权的网络化治理,要厘定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依托清单这一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明确清单主体间的责任分工,实现清单制脱贫过程的无缝隙再造。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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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将“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作为精准扶贫战略中“五个一批”的重要内容。清单作为教育扶贫的技术治理方式,愈发彰显出其强大的本土价值和生命力。在后扶贫时代,按照中央“脱贫不脱责任、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监管”的总要求,教育扶贫可持续脱贫政策主要体现了中央顶层设计和政策清单技术执行的统一。所谓技术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以及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能掌握的诸多治理方式和工具运用。技术与现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结合,共同催生了技术治理在多个学科的应用,导致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1]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是以“建档立卡”为基础,该技术运用的初衷是为脱贫之路嵌入新的工具,确保治贫的流程化、网络化与规范化,实现治贫领域中国家、社会与贫困农户的良性互动。教育扶贫政策清单工具不仅体现在数字化信息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而且也被视为一种网络化技术赋权过程。这是因为,“技术赋权是指通过优化政府流程以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并且建立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的格局”。[2]进一步而言,教育扶贫的技术赋权是指通过政策清单技术配置扶贫资源,借助网络化平台再造教育扶贫的治理流程,提升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执行效率。在此,教育政策清单特指教育扶贫“建档立卡”过程中的具体技术工具,如扶贫云、表格、指标等;同时,扶贫清单也包括扶贫过程中形成的政策体系,如对口帮扶、数据动态管理政策等。

       目前学界已从教育扶贫的理论依据、[3]政策链条、[4]政策工具选择、[5]政策执行环境[6]等多个视角对教育扶贫政策执行进行了回应。但是并未关注到教育扶贫“建档立卡”这一政策清单技术体系在官僚组织内部的绩效特征以及对其赋权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的技术赋权是互联网技术与政策清单相结合的产物,它兼具技术治理的标准化和扶贫信息共享的双重运作逻辑,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教育扶贫治理形式。

       一、清单制运作:教育扶贫精准治理的技术嵌入

       从目前教育扶贫效果来看,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实践重点关照了贫困对象的碎片化和个性化需求。在扶贫信息的技术更新和组织参与等层面,清单呈现出教育扶贫治理的程序性和公共性定位。作为教育扶贫的技术嵌入方式,清单不仅是实现全面脱贫工具的择优选择,更是体现教育扶贫精准治理的关键维度。

       1.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编制的程序化过程

       清单技术是扶贫政策体系的集合,具体以“建档立卡”的形式来执行,在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实践中已经给出了具体的回应。清单技术的介入是“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7]从扶贫政策清单编制来看,全国各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照“宣传发动—对象识别—建档立卡—信息管理—过程反馈”过程开展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的编制。

       第一阶段(2014年2月至2015年12月)对“建档立卡”政策清单内容进行初步拟定。村“两委”按照“建档立卡”的政策要求,以低保底册为对象进行填表造册。该阶段对“建档立卡”扶贫对象的识别大多聚焦于村庄“低保户”和“关系户”,既偏离了扶贫对象和扶贫目标,也未对教育政策清单的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阶段(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处于扶贫政策清单技术运行的调适期。县级政府基于第一阶段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执行效果,调整“建档立卡”政策清单的内容,开始向贫困村派驻扶贫第一书记,加大了对“建档立卡”的执行力度。受上级政府“迎检”的压力,村“两委”协同驻村第一书记开始将扶贫政策清单进行分类,将贫困户的类型简单分类为贫困户、低保户和五保户三种类型。同时将扶贫对象进行重新筛选,基于各省《教育扶贫行动专项工作推进方案》以及教育脱贫的专项方案的通知,按照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分类实施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执行的具体方案。

       第三阶段(2017年12月之后)开启了教育扶贫政策清单技术的运动式执行。2018年6月,在国务院组织的22省精准扶贫交叉检查中,因为“三率一度”内容执行不力,诸多省份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被点名批评,导致下属各县扶贫负责人纷纷对省领导立下“军令状”,重新审视之前精准扶贫中的短板和漏洞。为了推进教育扶贫的效果,根据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意见,大多省份开始将教育从其他扶贫政策清单体系中单列出来。之后,县级政府统筹成立了“扶贫责任组”,以驻村第一书记为核心的扶贫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对所辖贫困村进行“大走访”式的检查,同时建立抽查和暗访的交叉检查机制。在借鉴先进省份扶贫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教育扶贫政策清单内容分类拟定教育扶贫工作方案,实行“四率两度”以及“六个一”等识别方式,将贫困户分为“无智有力型”“有智有力无用型”“观望保守型”“多灾交替型”等四种类型。在挖掘教育致贫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教育扶贫政策清单的四张“王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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