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当下教育实证研究取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阎光才(1966- ),男,山东荣成市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高校教师发展,本科教育研究。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大学教育科学

内容提要:

我国当下教育实证研究的兴起有其特定的语境,决策部门对证据的关注、大数据及其分析技术的运用和脑科学的初步进展等,是促成其兴起的主要动因。教育实证研究取向多少体现了倡导者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证据主义和工具主义立场,有利于校正传统研究重思辨与质性的取向。然而,面对当前中国教育中最为棘手的人的精神价值与生命意义失落问题,它不仅难以提供药方,而且还涉及诸多需要反思的伦理议题。教育研究不能沦为唯方法主义,更遑论唯实证取向,而是要体现一种开放和多元、人文诠释与科学解释的统一。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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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5-0004-08

       近些年来,国内教育研究领域不仅方法主义颇为流行,而且教育实证似乎成为一种风尚。然而,究竟如何理解教育中的实证研究?它的风行将为教育研究以及实践带来什么效应?凡此种种,人们少有反思与关注。其实,上述问题未必需长篇大论地去论证,简单地回归历史或者常识或可一目了然。譬如,所谓方法之争,无非还是关于人们对教育理论研究属性理解的立场分歧,即教育研究归根结底是人文还是科学取向。该议题关联到自人类开化以来就缠绕不去的诸多本体性预设,如:人是动物性的还是超越于动物的存在?是非理性还是理性的实体?是建构性文化与社会的塑造物还是依旧处于不可控的自然演化过程中的生物体?是独立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性还是作为同质性的类的存在?教育场域是类似于客观自然世界还是人为建构的世界?……诸如此类,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显然,迄今我们还没有得到正解。然而,在这些根本问题依旧如云山雾罩的前提下,为何实证在中国又成为全球进入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强势话语?对此,简单梳理一下其缘由及当前我国教育实证研究取向或许很有必要。

       一、当下我国教育实证研究风潮兴起的语境

       关于究竟什么是实证研究,其实至今并没有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在学术界,对所谓实证的理解通常有两个层面,一个为方法论或者哲学层面的,即最早源自孔德、后为维也纳学派承续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种带有“主义”标签的实证表述,严格而言,并非指涉一种具体方法,而是一种关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与知识的主张和立场。在大多传统实证主义者看来,无论是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乃至于人自身都确定无疑地存在一种通则,任何有意义的命题成立的前提在于它不仅合乎逻辑,而且符合经验事实。这里的通则或者概化理论可以指涉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也可以为现实社会或生活世界中客观意义上的结构与规则。正是基于该立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乃至关于人的心理与精神研究的科学化渐成主流,因而促成了一个包容众多分门别类学科的社会科学领域蔚为大观。既然是一种“主义”,显然它也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更不存在某种特定具体的方法,而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如帕森斯偏重繁琐概念演绎与理论思辨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其众多派系(米尔斯称之为抽象的经验论),秉承迪尔凯姆“社会事实”研究的社会统计线路,经济学中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数理计量偏好,心理学中的行为观察取向……,大致都可归于一统。因此,所谓实证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甚至不妨称之为一个“大杂烩”,其内部虽然共尊存在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客观经验世界这个前提,且被纳入英语世界中常言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这个类属范畴,但在方法取向上极为杂多纷乱,甚至分歧远多于共识。

       对实证理解的另一个层面为狭义上的,通常指涉一种相对严苛的方法规范,即日常中人们所频繁提到的量化研究。它通常与质性研究相对立,强调立足经验观察,基于问题建立理论假设,确定变量关系,然后通过严格规范设计的工具对变量进行测量并获得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检验假设,进而证验理论是否成立。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作为与质性研究对立范畴的量化研究,并非日常语境中引以为然的一种理解,即只要有数据分析就是量化,它毋宁说为一种实证论的经验主义(positivist empiricism),即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典范,立足于观察、实验过程中的经验材料(数据)的搜集,通过归纳方式获得通则性的理论解释,或者基于理论假设——演绎的方式,去获取数据并对其加以分析来验证理论。正是遵循上述路线,实证意义的量化研究建立了一系列近乎刻板以至于被人责之为“八股”式的规范,并在社会研究中被赋予了唯一具有“科学”意味且最具合法性的至尊地位。由此,不难理解,狭义上的实证即量化研究不过是实证主义阵营以及素常所言的经验研究类属中的一个极端品种。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实证主义、经验研究以及量化研究,尽管曾一度备受推崇而居于主导地位,但人们对之从来就不乏争议。它关于社会或生活世界是否存在如自然世界中通则的预设?人的经验是否具有个体差异性及其特定时空中的境遇性?对人的行为与行动观察是否需要理解动机与意图?理解的过程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与情感无涉?……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一直是社会研究实证取向的软肋,围绕这些问题的批判始终不绝如缕。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现象学、诠释主义、批判民族志、反实在论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后结构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兴起与涌动,各方批判开始达到巅峰,以至于形成了一段时期内量化与质性双峰对峙的格局。在这场关于方法论与方法的冲突中,人们质疑与责难的主要议题为:在科学关于自然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话语尚且都被消解与解构的背景下,人类的生活世界是否存在本质,即它属于客观与结构性的存在,还是一个建构性的存在?如果是一个人类建构的意义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存在超越情境或者脱域的共识?情感与价值乃至偏见、成见之于生活世界的理解究竟是一种污染与侵扰,还是无法避免甚至是研究要借以利用的必要视域?即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是否能够以及有必要做到真正的客观与中立,抑或恰恰需要价值与情感介入或以偏见作为前见才能够真正理解人类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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